访美杂忆(三)

我在卡罗尔学院执教的两年中，结识了一些美国朋友，万·海茨玛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去日本讲学一年，回国时他和夫人曾顺便到中国游览，在北京、桂林等地停留了几天。除对北京的空气污染略有微词之外，对中国印象很好，打算再来中国作较长时间的居留。我一到卡罗尔，他就主动找我交谈，邀请我和我妻子去他家观看幻灯片。这是他在中国时拍下的风景和民情风俗的照片。当晚他还邀请了一些邻居，介绍我们跟他们见面。看完后他夫人又以苹食饼相款待。海技玛是英语系的资深教授，讲英美文学。我去时，他在一个班讲第三世界文学，选7巴金的《家…     

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     

房山的鲜奶新麦嫩花椒

房山老刘家．我和朋友们常去的。老刘曾是我同学,在学校时我们欺负过他。那次是我们躺在床上议论《曼娜回忆录》(手抄地下黄色的读物)．他问我是谁写的,我说：这都不知道一是《安娜》的姊妹篇,托尔斯泰的两部爱情名著．咱校图书馆可能有。第二天他从图书馆回来很伤心地瞪了我几眼,我估计图书员回答的肯定不只是“没有”两宇。不过一次老刘醉酒吐了后,是我帮他捶背．扶上床．半夜还爬起来递他水、     

胡适和杨振宁的交往

杨振宁先生曾撰文提到,由于父亲对他婚事的关怀引发了一段他和胡适的交往。1949年夏,杨振宁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杨振宁小时在北平曾见过胡适一两次,得到这个口信,他便跑去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     

这里有泥土的芬芳--序井石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

井石将他中篇小说集《古堡的主人们》的一摞清样和一页信托人转交给了我。信中说他去兴海县下乡了,请我给他即出的集子写篇序。还说,托人转交,是为了排除我推托的可能。我们是文友,相知多年。为他的新作写序应该是责无旁贷。此前,也曾为他写美国友人柏大卫的长篇纪实《故乡故事     

听武纡生谈李达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追忆战友杨兰春

著名戏剧家、现代豫剧《朝阳沟》的作者杨兰春同志,于2009年6月2日晚在郑州病逝。闻知噩耗,我泪如雨下。杨兰春是我的老战友、老大哥,我因故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唯以此文,追忆我们的交往,迫送他最后一程。     

十九年光阴的重量

郑州这几天变天了,要下雨的样子。这让我又想起了"外公",去年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个暴雨天。说是"外公",其实是我亲外公的弟弟,我们也叫他"外公"。他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回来后在老家生活了19年,他回来时我小学一年级,他去世时我已经大学毕业4年。这19年里,他对在台湾的生活一直讳莫如深,从不提那边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只知道,他在台湾还是当兵,后来一直住在花莲县。花莲,很好听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听到这个地名我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复辟失败后的张勋

复辟失败以后,张勋搬到了北京方家胡同的一所住宅(据说那所房子原是清朝太监小德张的寓所)去居住。同年年底,我曾到那里去看了张勋一次。那天到他家里去会他的人很多,傍晚张勋准备了一席酒饭,留几个比较熟识的客人在他家里吃饭。那时张勋仍旧梳着大辫子,只是较我在徐州看到他的时候更加苍白了一些,精神也大不如前了。当晚张勋喝了许多酒,酒饭之间他谈起了复辟之役的事情时,曾谈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诙谐地说:“康广厦(即康有为之字,号称长素)助我,梁卓如(梁启超之号,别署任公)讨我,这不能说是青出于蓝吧(按: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学生)。”张勋…     

在朱老总面前我们是一群孩子

1957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邵挺军推门进来,要我夜里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参加一个会。到了那里才知道,由威廉·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即将访华,并将到成都访问。他们之所以要到成都访问,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正在成都。去年,朱老总曾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给他们留下很美好很深刻的印象。此次访华,捷方要求会见朱德元帅。我国外交部说：“朱委员长到四川去了,我们请他回北京来见你们。捷方西罗基总理说：朱德元帅是中国也是亚洲的大英雄,怎能劳动他？我们去成都见他吧,也看看他的家…     

悼胡绳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走近寿星－赵敏学

在安徽医科大学教工住宅小区和平村,有一幢三层的点状小楼,２０２室住着一位慈祥的老人。只要天气晴好,他便独自下楼散步,他就是９７岁高龄的赵敏学教授。年轻的大学生们也许不知道,他是我省解剖学科的开拓者和老前辈,曾担任过民盟安徽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近年来,我多次去拜访这位老寿星,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我想,写下来,对我们做人做事、修身养性乃至健康长寿可能都不无启迪吧。献身医学教育赵敏学教授,１９０７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市一个名医世家,父亲赵士法曾在南京晓庄师范当校医,与陶行知先生…     

林彪三怕之谜

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就曾住过北京新6所1号楼。他先带了叶群、林立果、林立衡来看房子,在李维信陪同下,楼上楼下看了一圈,感觉还可以,没坐就走了。不久便搬来住下,用李维信的话讲:“当时他地位不算太高,又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没太在意。他住进来以后,我们只派一名服务员去照顾他。所里干部基本没怎么去看过。他不像朱老总,大家愿意去他那里坐坐,聊聊天,有什么事就马上办一下。林彪不爱交往,和我们不交往,和其他任何首长都不怎么交往,他怕冷、怕光、怕味、怕吵、怕风,整天自己闷在屋子里。他生活很简单,吃喝穿用都没什么琐事,偶尔…     

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今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后,他要我搬椅子坐在他对而,这样说话比较方便。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边看边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     

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下）

心惊胆战的逃亡之旅 我父亲走的时候跟我们说：“我到香港去。”他那时没有想到会公布密约,不知道高宗武已经把密约拍照下来。他说到香港去再想办法让我们过去。其实他也很茫然,并不知道怎样想办法。他走后,我母亲想带几个孩子也走,就去买船票。     

毛泽东邀请李达去延安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前辈,我和他交谊甚笃。抗战时期,他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他曾向我谈起,抗战期间,毛泽东致信诚邀李达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 李达,号鹤鸣,一八九○年出生于湖南零陵。他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年回国后和陈独     

潘家园淘宝购书记

正潘家园就像一位老人,在皇城根下晒太阳,静静地演绎历史,任人来人往,细数沧桑。我曾在京招待一位从贵阳出差来的朋友。我们对酒当歌,喝到兴头上时,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到京最爱逛三园,我问是什么园,他一曰潘家园,二曰动物园,三曰大观园。在下客居帝都二十余载,从未去过动物园和大观园。窃以为动物和人一样,被关起来最难受,不管是熊猫还是长颈鹿,     

纳桑铺路焕重彩无私师表引路人——缅怀恩师潘契兹

又是一次天意巧合,2002年8月10日晚10时20分,我与家人随“中国小记西部行”至青海后,共八人赴兰州经嘉峪关落脚敦煌。晚10时40分我师潘絮兹之子潘贺打我手机,沉重地说：“你老师刚刚走了,我跟你说一声。”我急问何时,他说是10时20分。所以我们在敦煌呆了一天,便匆匆返兰州回北京。本来我们要走西藏,却鬼使神差到了敦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先生之意呢(他曾对我们说要最后再去一次敦煌)。     

试办中苏情报交换

1938年夏,我奉贺耀组电召,从上海经香港飞抵武汉。贺耀组原在南京政府主持参谋本部工作,抗战初期曾出任赴苏联特使,1938年转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他是蒋介石嫡系的留日派老军人,与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等同时入日本士官学校。他是我的湖南同乡,比我大19岁,我们相识于南京。他所以电召我到武汉,是因为军委会已经知道外交部玩弄的戏法,我与阎宝航等四人被困在上海不能去苏联赴任,而恰好他需要我协助他办一件首创的大事,于是急切地电召我到武汉。这是一件绝密的有冒险性的工作,即首次建立不属于外交范畴的军事情报交换。我这个尚未赴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