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

本文以《史记》五帝、夏、商、周、秦“本纪”与楚、吴、越“世家”、匈奴等“列传”为中心,探索司马迁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建构“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在此基础上,研讨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等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历史追想,构建了“大一统”思想框架。我们从司马迁所构筑的“华夷共祖”的意境中,可以推想到他已有族群心理的核心是共享血缘的感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是各个王朝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因俗而治"政策的提出,既是继承前代的经验,又是为了适应复杂的民族形势而提出来的。这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因俗而治"政策的原因、主要内容及评价进行探讨。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治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只不过不同时代治理主体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战国秦汉至明清长达两千多年、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封建制国家治理体系尤为系统完备。这里我就其中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大一统"思想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从《春秋》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统"思想,主要蕴藏在《春秋》这部史书中。"大一统"思想为秦以来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春秋》来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民族国家”时代多变的“话语”——解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历史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如同对宗教起源做一解释一样让学者们着实为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永远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有序与无序同在。通常,人们在以“线形进化”观勾勒出历史中“必然”与“有序”的同时,“偶然”与“无序”大多被置于历史的角落。     

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边疆文教

所谓"文教",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三百里揆文教"。东汉荀悦对"文教"一词曾做出解释:"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①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亦曰:"此服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②据此,文教当指礼乐法度,文治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区     

何谓“羁縻”？何谓“土司”？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子之于夷狄,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是说华夏中原政权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应该用牵制和笼络的办;去,使他们不生离异之心,这就是历史上的“羁縻”政策。“羁”本义是马络头,“縻”的本意是牛缰绳,用驾驭动物引申而来的词汇,这是当时的一种歧视性说法。羁縻政策的核心是“因俗而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各民族交...     

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的实现方式及存在论意义

辽朝的起始标志是阿保机在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辽朝统治者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和对大量俘获的其他族人奴隶进行有效统治,创建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这一统治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得以实行,澄清其一般条件和历史存在论意义是透视其所以成功的关键。     

以人为本视角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途径探究

以人为本是治理国家的价值根基。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巩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要加强各部门的良性发展,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不断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正确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加强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切实培养廉洁、精干的党员领导干部,处理好党群关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加强国防实力。     

从西班牙历史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界定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式,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属性的民族,可称为"近代民族"。它与其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有明显区别,主要特征在于:其规模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而不像自然属性的民族那样不是大于一个国家就是小于一个国家;其主权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任何个人或其家族。它诞生的标志不是"国家统一"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19世纪以前,国家统一之后所产生的往往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西班牙国家统一后,立即通过海外征服和王室联姻等途径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它那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直到19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

<正>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看待清朝统治与前朝的区别,也就是说要明晰其统治的特点是什么?一般观点均认为,一统中国疆域并实施了有效的治理是清朝统治最为成功的历史经验。一些清初帝王如乾隆皇帝也自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