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县人。这位中国哲学界的巨人,1934年时,在李公朴领导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并负责为该社出版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专栏撰写文章。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志士。     

《左传》中之“人性说”析论

"人性"是先秦诸子关注的重要议题。《左传》对于时人的人性学说也有记载。分析《左传》中的人性说,可知,时人所言之"人性"有两种意涵:一种指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人性,以欲望、情感等为主要内容;一种指人在天地间的理想属性。前一种人性,与礼有扦格之处;而后一种"人性"则与礼互为表里,无时不刻不顺从于礼。这两种人性说,均可在儒家人性论中找到端倪,一定程度上为儒家较为成熟的"人性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左传》中这两种人性说的产生,也说明人们对于礼的认识是促成人性论最终产生的重要因素。     

论析《春雪润之》中的“老杨头”形象创作

一个出场只有短短八分钟的角色,让观众能印象深刻确实不容易,怎么样让这个角色具有特色,怎么样让人物的情感更丰富更饱满呢？     

清华简《尹诰》“一德”论析

对清华简《尹诰》“一德”的理解存在多种意见,《礼记·缁衣》引《尹诰》,将“一德”阐释为“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这应是最合理的解释。《诗经·鸤鸠》中“其仪不忒”是达成“一德”的手段,全诗则是“一德”的极好注解。“一德”应包括“相同”、“正确”、“教化万民”三层内涵。清华简《尹至》篇则叙述了伊尹和商汤达成“一德”的过程。     

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     

论《中庸》之“诚”

"诚"作为《中庸》一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人性中的美德,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真实存在,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这种存在的必经之路,是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诚"时刻处于运动中,是天人合一得以实现的原动力。实现"诚"有两种途径:自诚明、自明诚。"明则诚"所指的是道德努力,而"诚则明"所指涉的是本性使然。两者都需要教育与自我修养。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为中心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同化台湾民众。据台初期,因为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学习“台湾语”,即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并编纂了多部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是当时日军使用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并包括大量的军事用语,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整体来看,这两本教科书较为粗糙,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声调标记,汉字使用也很随意。可见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主要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本质上说,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学习及“台湾语”教科书,是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业与社会:《南方文物》“生业与社会”专栏开栏语

<正>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考古学研究中探讨生业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笔者认为,生业主要是指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而社会则涉及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生业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轨迹在一定     

试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工作成就——以《人民日报》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旗帜,政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普遍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各地各级政府积极吸收少数民族同胞参与政权建设和国家事务管理。经济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贸易和生产,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教育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得到保存、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少数民族教育迅速发展。此外经过数年的努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逐步壮大,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局面得到根本改观,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辽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舶自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观”潮流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这一挑战,固然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但其最终结果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这种局面,并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教条式运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推演扩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力图从这一理论自身潜在的逻辑矛盾着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以期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集“概述”之大成 析“概述”之宏微——读《新方志“概述”点评》感书

戊子初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任根珠先生的新著——《新方志"概述"点评》(送审稿),寄到我的案前。他在附言中说:请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并邀写一篇评议性的文字。于是,我仔细翻览该著,     

构建与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在黔东南民族地区的推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大力宣传贯彻《婚姻法》,改革各种封建婚姻陋习,逐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使婚姻自由观念得到逐步确立,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并基本建立起结婚登记制度。《婚姻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为黔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奠定了基础。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婚姻习俗并非一纸法令就可以完全改变,社会风俗的变化也不可能完全靠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因此,《婚姻法》在黔东南地区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少数民族地区婚姻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与《史记》“世家”部分——论《史记》对诸侯国史书之取材

《史记》"世家"部分有数十条带第一人称"我"字的战事记载,时间起于春秋,止于秦灭六国之前,可直接证明司马迁在撰写各诸侯国历史时,确实参考了各国自己修纂的国史。这与《史记》中提及的诸侯"史记"是相吻合的。     

“反者道之动”析考——《道德经》辩证观的解读

反者道之动是《道德经》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可以理解为事物朝相反方向运动是道的运行规律;也可以理解为事物朝相反方向运动是由于道引起的。综合二者可以看出贯穿《道德经》的主体思想就是运动、变化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但是反者道之动思想没有真正解决事物发展变化的深层次的问题。     

“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史记》“八书”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析论

《史记》虽然以人物为中心,而司马迁又设置"八书"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情状,凸显其多维历史视野和创为"全史"的观念,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首创性意义。"八书"所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均为国家典制之要和社会发展之大问题。又贯穿以"损益""改易"的眼光作考察,不仅内涵宏富,而且史识卓越,彰显了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对于"天人关系"、水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经济政策与国家盛衰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总结。"八书"撰著的成功,为历代"正史"的典志篇章和多样的典章制度史著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曙光,建立了新中国。为铭记革命烈士的不朽功勋,在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施行了褒扬革命烈士和抚恤烈属、军属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政务院批准,内务部制定了一系列对革命烈士进行褒扬抚恤的政策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革命烈士的褒扬抚恤工作,如修建公墓和烈士陵园等纪念设施、举行烈士纪念仪式、宣传烈士事迹、收集烈士遗物、向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发动社会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等。新中国对革命烈士的褒扬抚恤工作,树立了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弘扬了革命烈士的崇高精神,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