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考古——用考古学方法介入地震科学研究

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从来就十分注重相关的自然遗存与人类化遗存的关系。考古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这些现象既可能是化的也可能是自然的。这些现象还有可能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古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一定能够与人类化现象相关联。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也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GIS 与考古学

ＧＩＳ与考古学●曹兵武一在考古学中,无可否认,时间是第一性的概念,然而,空间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考古学的空间观念不仅具有物理性质,而且也和人类的文化模式具有深层联系。探索考古遗存的空间问题是考古学的恒久课题,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等各个层次上,在考古...     

过程考古学的再思考:考古学理论建设的问题

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发展考古学理论,理论构建是它的核心要义。过程考古学有四点核心理论主张:探究文化适应机制、发展理论研究、澄清理论前提、规范科学推理。比较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可以发现过程考古学突破了文化历史考古单纯依赖归纳逻辑的理论建设路径,同时加入演绎与类比两种逻辑,尤其是在基于类比的中程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程考古学以科学推理为中心、综合运用三种推理逻辑的理论建设思路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所借鉴。     

认知考古学

科林·伦福儒在2005年出版《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从残存的物质遗存中来推断过去思想方式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夫妇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对古代文化中所有人类思想产物的研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是两位杰出的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为后过程考古学认知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如何构建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并非与过程考古学对立,或与主流考古学独立的分支,而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他们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定在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学四个方面,并对这些范畴的研究做了界定。他们也选用了中美洲、缅甸及印度复杂社会研究的案例,为认知考古学如何解读人类行为和思想提供了独到和深入的洞见。他们认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单靠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所谓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他们也否认了某些过程考古学家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文化副现象、不值得研究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应...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是世界上国别考古中时空最大、体量最宏、内容最为丰富的考古学体系,本世纪中国考古最大的成就就是考古学文化时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对传统的中国历史体系的修正和补充。２１世纪,中国考古学不但应当在揭示华夏传统的形成以及人类、农牧和文明国家三大起源问题上有所贡献,更应依赖自身的优势,对考古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的理论建设做出贡献。     

梁思永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他穷毕生精力从事中国考古事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有相当贡献,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兼谈公共考古学或应用考古学相关问题

<正>引言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几门学科分别从发现与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等不同角度处理人类遗产,探索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因此常常被相提并论。近来,国内不少高校或者借考古学升格一级学科的机会将考古专业扩充为考古文博系、考古文博学院甚至文化遗产学院,或者新建考古文博专业等,但对几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却探讨不多。近来,笔者先后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遗产     

浅谈考古学的真谛与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内涵

本文通过对考古学的真谛与考古学文化面貌内涵的论述,阐述了考古实践要从史学高度做工作的观点。     

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应用的回顾与反思

<正>近些年,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更为多元化。这使得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家不断引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决考古学问题,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回顾西方考古学史,类似现象的出现可     

考古学、考古科技和整合的考古学

采用各种科技方法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中最活跃、最具突破性和成果最为丰硕的方面。科技考古又被视为学科交叉或多学科探索的领域,可以超越传统及单学科方法的局限,从不同物质遗存、特别是隐性材料来提炼各种信息。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这种学科交叉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学科交叉也存在亟需改善的较大问题,即科技手段的应用与考古学的问题意识及科学阐释并没有很好结合起来,使得科技测试与考古分析成了缺乏互补和整合的两张皮。本文很好地讨论了考古学与科技手段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一种整合的考古学的重要性。虽然涉及的学科交叉越来越广,但考古学探究却因各分支学科和信息缺乏整合而受损。他呼吁,考古学家要了解科技方法的潜力,而科技专家也要知道考古学家探索的问题,合力整合显性和隐形材料的信息,为解决挑战性的课题提供比较可靠的结论。     

航空摄影考古学的方法与应用

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已深入到古代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文化、宗教(或信仰)等各个领域。考古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与许多学科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推广应用,促进和保障了考古学自身的发展。航空摄影考古是这方面最好的实例。许多国家通过运用航空摄影考古方法,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等方面出     

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

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 ,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考古学独立机构。 192 6年 ,国学门考古学会与日本东西两京帝大合组的东亚考古学会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 ,计划以联合发掘、交流成果、互派留学等方式 ,共同推进东方考古事业。可惜双方对于如何利用这一机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利益和想法不一致。结果北大在考古发掘方面更形困顿 ,无法在重建古史的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 ,不得不将在这一领域的应有地位拱手让人。     

李仰松先生与民族考古学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北京大学考古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名的民族考古学家。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陈淳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和历史编年上成绩斐然。但是由于理论方法上进展不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考古材料作历史学诠释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学术概念和思维模式的改进滞后于材料积累的现象,是由于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四十年代...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     

环境考古学论纲

环境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一种思想意识,然后将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的方案设计,资料的提取、整理、分析和解释的每一个阶段。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环境考古学贯彻始终的灵魂。     

从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谈考古学与大众媒体

近年来,有关考古行业的新闻报道出现了"标题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干扰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科学传播,阻碍了国家文物保护相关政策与法规的有效推行。面对考古学日渐走向科学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大众媒体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得到足够重视,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健康发展上稳步前进。     

考古学资料的量化研究

<正> 对考古资料进行量化研究从而获得某种解释的研究潮流,于60年代初在欧美开始出现。60年代后半叶,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的研究亦相继问世。1968年,D.L.克拉克写了《分析考古学》,系统地阐述了数学模型与统计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同时发表此类文章的学者还有L.R.宾福、F.波尔多、G·L·凯克尔等。进入70年代,量化分析的对象扩展到遗物、遗址或遗迹诸方面,且利用电子计算机与更加复杂的统计方法,使考古资料的数量分析更趋发展并确立了在考古学研究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地位。1971年,F、R、霍多逊与D·G·肯托尔出版了《数学在考古学与历史科学中的运用》一书,收辑了54篇论文。1973年,英国爱丁堡大学主办召开了首届“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会议,提高了在考古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的认识。1975年,J·E·托朗与霍多逊共同编著的《数学与计算机考古》一书出版了,其中对模拟与资料基础进行了叙述。I、霍达与C.R.奥尔顿编写的《考古学的空间分析》也进行了遗物和遗迹的空间位置关系的数量分析的尝试。奥尔顿于1980年还出版了《数理考古学》,对考古学中数学方法的应用作了通俗易懂的举例说明。《世界考古学》1982年14卷1号是讨论数学方法的专集,其中收录了9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