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庙会传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以明清时期襄汾黄崖村华佗庙会为中心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传统的乡村庙会仍是村民的日常事件之一,围绕着庙会有一系列鲜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襄汾县龙澍峪华佗庙会相关传说的分析,得出乡村庙会传说是村民对其生活空间的一种想象与建构,是村民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明清佛山庙会的酬神戏-以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为考察中心

戏剧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祭祀有关,无论是欧洲的神院戏剧,还是东方的民族戏剧,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性歌舞. 从原始社会至历史时代的早期,"鼓乐歌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1]因此,它们及晚出的戏剧成为后来庙会及娱神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就不难理解了.     

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

芝村龙蚕会存储了诸多民间记忆,在跨学科的对话中解读这些记忆,是阐释近世以来芝村社群关系的可能途径。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中,庙会生活的一个独特侧面是其加强、象征和映射了一定的社群关系,但它终究只是一定区域内可以为其他社群共享的化资源,所以社群关系的持续稳定状态,根本上倚赖其独享性的区位、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     

庙、庙会、仪式与神圣感——以泰山王母池为例

庙宇信仰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信仰形态、组织结构入手1,或者以信仰作为分析地方社会的切入点2进行发挥,多有卓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直接面对庙宇中的神灵信仰本身,试图分析在王母池道观内,神圣如何自我呈现,信仰如何被唤醒;人的活动在神圣感的生发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泰山王母池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由泰山管委宗教处统辖,主祀王母娘娘。常住坤道五人,另有挂单道徒若干。泰山庙会是一个庙会群,会期集中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伏羲陵庙会考察与旅游开发论略

伏羲陵庙会本身是一个民间文化系统,官方开发系统则是另外一个系统。庙会文化系统可以被用来进行旅游开发,但是开发时官方系统首先要保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然后要更新思想,传承真正的庙会文化内涵,积极促进庙会文化与现代化接轨。     

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本文首先对吐鲁番新发现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文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由此出发,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关文有关的文书,特别讨论了关文的成立与用印制度之关系、关文所反映的录事司与各曹关系,以及县衙各司之间关文的使用情况。我们相信,对关文格式与运行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务运行机制的理解．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

本文以北京妙峰山庙会及其香会组织的复兴为个案,从地方性个体横向联结的角度,研究庙会组织中的社会和个体及其在当下社会中的合法性诉求以及实现方式,从而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个体和社会如何成长发展,理解中国地方社会及其走向,探索庙会组织作为中国公民社会有机构成的可能性。     

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

作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庙会应和着特殊的乡土岁时节律。本以江南庙会为案例,从庙会年度周期、庙会时令和商会时段三个侧面,通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揭示了近世区域社会生活实态及其特质。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     

传统庙会与农民闲暇生活方式——以胶东P市为例

传统乡村庙会是农民从事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但是庙会一般在农闲时节举行,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功能。分析庙会中的消费、宴请、娱神、唱戏等四种休闲娱乐方式,有助于理解庙会对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庙会不仅为农民创造了集中放松、休闲娱乐的机会,也实现了跨出村界的社会交往,促进更大范围的社区认同与凝聚,构筑了一种区域性的社会网络。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地方建设工役研究——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为充实国家实力,实现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推行地方建设工役。作为大后方重心的四川,奉重庆国民政府之令,征调大量民工服工役,进行与农业增产密切相关的垦荒、水利和造林等地方建设工事。为此,四川省政府改进了工役运作系统：在征调机制方面,规范机构和程序,并制定相应的征调原则和方法;在管理机制方面,对民工在层层编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工作上的管理;在经费来源方面,对国民工役费和代役金作了相应规定;在待遇方面,划分给养和义务两种方式的工事范围,并制定给养工事发放标准的工作能率。大局上,工役的实施提供了地方建设工事中急需集中使用的大量民力,为取得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见成效之情况。     

中国庙会与国外狂欢节的对比研究

中国汉族传统庙会是由古代的宗庙社郊制度演化而来的。曾活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是真正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但它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却陷入困境。通过对汉族传统庙会与欧美民族的狂欢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为未来传统庙会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生存条件和转型方向提供了借鉴。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河南灵宝阳平“八大社”庙会与夸父神话考察

神话传说中的夸父追日,在河南省灵宝市形成众多的"神话遗址"。当地"八大社"的村民自称是夸父的后裔,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举行纪念夸父祖先神的庙会,举办社火。与夸父被视作阳平的保护神一样,轩辕黄帝和蚩尤被地方民众认同为山神,他们在"文化叙事"即传说中是以地方保护神的面目出现的。文化叙事常常通过一定的方式形成社会的"合力",消解矛盾和纠纷,这是民间社会的普遍现象。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清至民初山西平鲁农村的庙会与女性——以平鲁城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清至民初平鲁城村庙会概况的考察,发现在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皆受排斥的女性,却是庙会的积极参与者。受各种行为规范的限制,女性的许多需要平日得不到满足,而庙会这种具备了多种功能、人人都可参加的公众活动,就为女性提供了宣泄平日心理和生理压抑的场所和满足多方面需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