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后国民党民众政策的重构与困境

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从动员民众、推动民众运动向控制民众、遏制民众运动转变.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中央摒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民众政策,逐渐建构了新的民众政策,但在组织体系、执行力等方面均无法承担其相应责任,其民众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

1928年国民党统治北平后,受市党部领导的反日会将抵制日货作为重要的反日工作来推动,商界(尤其是总商会)则自始至终希望维持和恢复正常的秩序,由此双方发生一系列争执和对抗。市党部在主要指导委员被CC系取代之前,对反日运动一直持支持的态度;北平军政当局在运动前期给予了一定协助,后来则同情商人,意欲使运动降温乃至落幕,但忌惮承担镇压反日运动的罪名,极力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最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介入,才将北平的反日运动打压下去。反日会与商界的纠纷及党政机关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推动爱国运动与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台湾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抗日和非暴力反日运动,渴盼回到祖国怀抱,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产生了隔膜感;二、蒋氏父子主政时期(1945-1988),台湾同胞盼望祖国统一,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管制及反共宣传,又使得一部分民众害怕统一;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当局在外交策略上做出了积极应对,而在接收准备,特别是接收前对台胞民心的聚拢方面,表现得有失消极.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细致考虑,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台湾民众有的祖国意识淡薄、对正确的台湾历史缺乏了解,有的被国际托管等错误观念误导,有的渴望回归但缺少对克服困难的预期准备,有的渴望更多来自亲人的召唤和关怀……这些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都没有被很好地顾及.国民党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这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组织概况

一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1938年8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武汉,决定改民众训练部为社会部,负责人民的组织训练事宜。国民党社会部设部长、副部长、秘书及专门委员,下辖总务、编审、社会运动、民众组织四处及妇女运动委员会。后增设视察室。1938年4月初成立时,以陈立夫为部长,张道藩、马超俊(星樵)为副部长。同年6月,以战局紧张,国民党政府驻武汉党政军机关开始撤退,社会部等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关税会议期间国民党在北方的民众动员

关税会议期间北方的民众动员是国民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明确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为号召,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派出外交代表团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面进行党团运作,领导民众团体发起集会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由此,国民党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尤其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陈公博出逃及伏法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卖国投敌,1944年死亡后,其爪牙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逆一贯追随汪精卫,为国民党汪派中的得力干将。1932年1月,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陈为实业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组织部部长。1938年汪精卫潜逃至河内,发表唁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倡导的“和平三原则”。当时负责国民党四川     

“国共群英会”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为加强执行部的工作,派了大批重量级的共产党员参加进去,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协助和参加了多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肖万才与“共舞台案”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日高潮，但南京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公然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７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由“上海反帝大同盟”及“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淞沪停战协定联合会”出...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孙中山与国民党委员制

孙中山熟悉西方民主制度,民初将委员会纳入了党政组织结构。但鉴于历史教训以及保证个人主导党政的权威,他反对领导体制采用委员制。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后,改弦更张,在国民党制度顶层设计中采纳了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但其仍有局限性。自"新制"(即所谓"纯然的委员制")在国民党中央确立后,党政军各级各类委员会大量设立。     

1949年前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与动员

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以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有些混乱,但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希望知识分子能在协助政府、领导民众方面做表率,帮助其达成治国目标。蒋吸纳部分知名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在新生活运动、知识青年从军等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有所寄望。但蒋不了解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对知识分子的诉求缺乏包容与沟通,导致广大知识分子最终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这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     

反日运动在山东:基于五四时期驻鲁基督教青年会及英美人士的考察

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上述两机构之中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教会背景,与山东地方精英建立紧密联系,注重学生工作。在反日运动中,他们为参加运动的学生提供场地,配合当地反日运动的开展;利用基督教在归国劳工中的影响力,推动归国劳工加入罢工运动。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动的配合与参与,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