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30年代北平的两个左翼文学社团

一、熔炉社 大约1935年3月间,我因事到北平东城,顺便看看住在那里的文友俞作舟。作舟是浙江人,在一所中学教语文课,文学素养较深,是北平《京报》文学副刊《诗剧文》的主编。他因事南归,建议报馆把文学副刊由我接办。当时我在北平文学青年中是活跃的人     

回忆林海音旧事片段

家住城南的往事 众所周知,林海音是台湾著名作家,是脍灸人口的电影《城南旧事》的作者。她原名叫林含英,是我大姐万德芬在北平春明女中（位于宣外菜市口）的同窗好友、电影《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原型。那时,我家住在城南宣外香炉营四条,林含英大姐家住在城南宣外南柳巷胡同。她与夏承楹结婚后,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

《纵横》编辑部: 《纵横》2002年第1期发表的《北平和平解放和谈记》一文将李炳泉说成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史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李炳泉是北平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书记,1948年作为北平地下党的代表受党委派策动傅作义起义,参加了北平和谈的全过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

1948年12月间,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华总社的领导岗位,从西柏坡到了北平附近,参加准备接管北平的军管会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他领着从华北人民日报社抽出来的一部分人员,加上华北局城工部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里挑选出来的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从良乡到北平西郊住在程砚秋别墅里一段时间,然后随解放军进城,接管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不久,他又奉命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主持创办了新的《解放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回到北京,辅助胡乔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     

彭真谈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解放前,北平地下党曾分为南系和北系两部分,北系地下党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南系由昆明西南联大为主复员到北平的南方地下党员组成,由南方局领导.我是南系地下党学委委员.     

雪日出城——北平地下工作一事

１９４３年,冀中区党委社会部──冀中公安局派我到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工作。先到了敌占区北平。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国民党后方地区西安,做了一年的记者工作。日本投降后,在胡宗南办的训练班受训一月后,被派回北平,因而,我就成了从国民党大后方派回来的“国民党人员”了。 在北平,我在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北方日报》任编辑、记者和沈阳《东北日报》驻北平特派员。１９４８年,我到傅作义机关报纸《平明日报》任军政要闻记者。围城期间我随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了城防、环城马路和新修的天坛机场,还深入了解了“反共专家”张…     

北平"四三事件"

1946年4月3日,北平军警宪特无端搜查、逮捕在北平的共产党新闻人士,制造北平“四三事件”。对此事件,一些专著有所涉及,一些报刊也发表过相关文章,但在被捕人数、人名、地址等方面,都有不准确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的父亲滕代远参与了北平“四三事件”,是主要当事人之一。在他未发表的《我的回忆》一文中,     

我与“一二·九”

1935年4月末当时北平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杨子英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5月初《何梅协定》签订时,我们曾在学生中酝酿反对《何梅协定》,联系的有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吴承明,平大医学院的田际华(唐诃)等。不久,王健(王学明)通过杨子英与我谈话,我经杨子英介绍5月在北平入党,即任武卫会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书记为杨子英。     

坎坷人生路──陈企霞逝世十周年祭

陈企霞同志逝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希望这篇纪念短文,使读者能从中对企霞同志的精神、品德有所了解。1945年10月,我住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解放饭店。我那时在城工部工作,城工部长刘仁也住在解放饭店。一天上午,刘仁找我谈话。他用乡音很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考虑一下今后的工作吧,是留在城工部还是回北平呢？还是留在张家口继续读书呢？”我全家都在解放区,我不打算留在城工部再回北平了。就问：“在哪个学校读书？”刘仁说：“你挑！行政干校,白求恩医大,抗大,华北联大全可以。…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1957年新湖南报人》序

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     

族谱藏书题记三则

留存于族谱著作上的题记较为少见,有较高价值的更不易得.笔者辑得族谱藏书题记三则,皆出自名家之手,且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兹做简要介绍. 一、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谱》题记 越城周氏支谱六册,马隅卿先生从北平书肆购得,现存孔德学校图书馆中.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

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汉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有一天,蔡心耜讲师等3位同在武大教书、相互有所了解但素无来往的高中校友,突然来找我打桥牌.我虽然不无高兴地、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对这种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谊行为有些费解,特别是此后半年再无来往,更令我觉得这次孤独的桥牌友谊很是蹊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教师中唯一的一位地下党员,那次他带人来和我打桥牌,是因为他读了我当时发表在上海《观察》、《时与文》以及南京、北平等杂志上的文章,知道我倾向进步,来做我的工作的.我曾问他,为什么以后再没来找我呢?他说:“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红(这当然是他当时的理解),我们怕暴露,所以未敢再来找你.”     

周叔弢购书逸闻

一九四六年夏,我从北平来天津看望伯父周叔弢。他和我谈起所收藏的元树台岳氏本《左传》,尚缺卷一。此卷为嘉定徐氏收藏,他曾托傅沅代商,称已售出。两年前,徐氏后人拿出     

文史摘

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前前后后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定都何处,成了中共领导人心中的一件大事。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今涿州市)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30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31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     

格律诗不好译

我住在乡间,友人王文政先生送给我一部《随园诗话》,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每一段均有白话译文,所引古诗亦译成白话,让读者可以对照阅读。以前,我读过《随园诗话》两次,很感兴趣。这次对照阅读,读所译诗却感到索然乏味。细细揣摩,得出一个结论是：格律诗不好译。     

徐悲鸿三赴上海

《纵横》杂志2009年第3期刊登了金宝山先生撰写的《绘画大师吕凤子》一文,文中写到吕凤子与徐悲鸿的交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我为撰写《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查找了诸多史料,特别是《悲鸿自述》和王震先生的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等书,均未有金先生文中所提之内容。吕、徐相识是在1927年徐悲鸿欧游归国之后。金先生文中写到1918年徐悲鸿受蔡元培之邀北赴旧都出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也不属实,真实情况是徐悲鸿恩师康有为先生写信给北平的弟子罗瘿公,嘱他帮助徐悲鸿谋留学法国一事。徐悲鸿到北平后结识了华林,经由华林介绍,     

新华社分社－总社：一段特殊的岁月

太行分社的一夜 1945年我在新华社太行分社做编辑。当时分社只有两个编辑,和太行《新华日报》编辑部在一起。     

民国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对溪岸图的意见

在《张大千书信中的〈溪岸图〉》中,我考释了1946年张大千致北平门人萧允中书信,解答了《溪岸图》在近代收藏流传中的一些疑点,丰富了人们对《溪岸图》命名、修复、流传的认识。今天我将通过解读张比德收藏的一件题跋原件,介绍民国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吴湖帆关于《溪岸图》的意见。     

半年的长进

把这个小城拿来和村落相比,这里自然还不能算乡下,但与我们大城贵阳相比较,我们又的确是下了乡了。别的城市我们姑且不说,至少这个城市是乡村化了的,城里面便有高峻的岗岭,和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乡下草房多,瓦房少,我们居然租到两问瓦房,不能不说是幸福了。这里诚然是不十分舒服,但比起沦陷后那个月的北平（那里虽然住在设备很周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