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高考:回忆与感想

<正>那时候生活清苦,我常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分钱一份的白菜,但我耐得住,因为我有追求,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序;虽然简单,但充实。1970年,我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工作。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7岁。屈指算来,我考上大学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3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这漫长的岁月,可以模糊人     

难忘恩师王憨山

<正>已逝著名画家王憨山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在我心目中他给我留下了独特、大气,内涵深,平易近人的印象。其人、其画、其字都这样。1957年至1963年,我在湖南     

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正>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我从政六十二年,期间,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我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     

我的一九四五年

<正>1945年2月8日,我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到这年年底,我也不过10个多月,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可能站都站不住。这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是一片空白。然而,1945年,在我的一生中却不是一张白纸,它充满艰辛困苦,惊恐血腥,还有向往与抗争。那年4月,在山西运城,我还不足百天,就随同父母被日军抓进监狱。我可能是抗战期间中     

周恩来总理来到志愿军总部

周恩来总理来到志愿军总部罗立斌从１９５１年初到１９５８年秋,我当了将近８年的志愿军。其间,经历过三个工作岗位,差不多是＂三二制＂。停战前,我是第十九兵团一个师的政治委员;停战后,我到志愿军政治部工作近三年;撤军前两年,我又到第二十兵团负责政治部工作。...     

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正>我1969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35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死神最后的日记

×年×月×日星期×雨我死神维持了千百年的写日记的习惯,即将在明天终止。现在,我就写完这最后一篇日记。一直以来,我都掌管着人们的死亡。也许死亡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恐怖与陌生的,而对于我来说,它只是日常必须处理的差事,我为此而奔波忙碌,每当我把死者送走后,我就开始记日记,记录死亡。凡人眼中,死亡有着多种形式与意义,而在我看来,它们都是     

胡耀邦重视我对修改党章的建议

<正>1985年11月,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的邀请信,约我于11月23日上午9时,到中南海参加一个由党中央领导人布置的如何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座谈会,请我准备发言。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直接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我一定要讲点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来改进党的建设。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起就一直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1956年以前教苏共党史,后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我选择了她,她也选择了我——我和地方志的故事

<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地方志从相识到相知、相依,我们之间,还真有一些浪漫、有趣的故事。当初,是我主动追求她2007年,我从处室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当我们的"一把手"张显丰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主动提出做地税史志、年鉴工作。可能是我的要求出乎张局长的意料吧,他楞了一下,但很快就爽快地同意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做史志、年鉴工作挺适     

怀念杨尚昆

杨尚昆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54年7月,我调到杨尚昆办公室工作;1965年11月,他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随他去广东;1966年5月,"文化     

当好“娘家人” 为妇女儿童代言

正2002年,我任汉阳区团委副书记时,有幸成为区政协最年轻的常委,从此便与人民政协结下了不解情缘。2005年,我在团市委工作时,又成为了市政协最年轻的委员;2011年,当选为市政协常委;2012年,成为省政协委员。期间因为工作调整,2013年我卸任了市政协常委,2016年到市妇联工作后,我再次成为市政协常委,共经历了三届市政协、两届省政协。可以说,我的政协经历伴随着我的青春与成长,从对参政议政的一知半解,逐渐成长为界别群众的代言人。在政协     

我在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我8周岁半;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6周岁半,高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正值少年,囊括了我中学时期的全部6年,今天回想起我的这段经历,青年朋友们知道了也会想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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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三句不离本行”。我的本行。史志工作也。1957年,我在厦门大学学的是历史学专业;1958年,参加编写《闽西革命史》;1959年,参加编写《闽南革命史》;1960年．选修地方史与考古。毕业后至今一直从事史志研究工作。1982年起担     

难忘的三封加急电报

我当兵后的1979年,不仅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逝世;“四人帮”乘机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就在这天灾人祸不断．举国上下迷惘若失之际,我接到了“父病重”的第一封加紧电报。     

粪筐当画架:我的下放生活

<正>1966年"文革"爆发了。我因病不能参加,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所以我很坦然。但众目睽睽,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毒害了青年,由学     

我的父亲——陈永贵

我的父亲陈永贵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八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索绕;他的作风和品质,常常给我以激励和鞭策;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也常常在儿孙们中间相互传颂着——     

忆吴晗

<正>我于1961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有幸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深得教诲。吴晗的为人、作风以及大家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追忆那段岁月,仍使我颇多感触。这里,我想就我在历史学会工作时和吴晗的接触作几点回忆。     

“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符号”——90寿辰座谈会答谢词

<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笑声),我想来想去,就是靠共产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使我们这种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取得了改善生活的条件。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掌声)。我19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到现在70年了,70年回头一看,觉得没有做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那一天我和厚泽几个人一起开会,我总结了一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