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丰与贵州竹琴

贵州曲艺活动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有过一段辉煌历程。50年代末,当黔力技艺社更名为“贵阳市曲艺团”之后,演出更为频繁,曲种很多,南北荟萃,蔚为壮观,其中黄荣丰的竹琴最为观众所乐道。     

江城曲坛名宿史话

19世纪初,汉口后湖曲艺演出已很盛行。20世纪初,武汉演出鼓书、小曲者甚多,大部分分布在茶楼酒肆,亦有“撂地”（圈地）、“拍门”（串街逐户沿门叫唱）者。20世纪30年代,大批汉川善书艺人在鹦鹉洲、罗家墩至江岸一带搭班演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评书、鼓书艺人100多人。     

我叫"活着欢"(二十六)

二十九、人无千日好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戏曲的火爆并没延续好久便衰象连连,曲艺演出市场的萎缩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当我们的演出出现此时满彼时松,此处满彼处松的景况时,我们在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     

六十年代的贵阳市曲艺

六十年代开始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但以贵阳市曲艺团为中心的贵阳曲艺界不改初衷,坚持舞台演出和坐馆说唱,辐射云岩、南明两区及各个茶馆书场,不仅上演原有传统书目,还坚持说新唱新,始终处于蓬勃发展局面。1960年5月,中国曲协副主席陶钝到贵州视察,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7月,贵阳市曲艺团接待了随中央慰问团来贵州的李润杰、苏文茂,并观摩了他们的演出,举行了艺术交流座谈会。同月,贵阳市曲艺团团长、被陶钝赞赏的评词艺人杨林代表贵州曲艺界出席了中国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1962年3月,中国曲协召开创新、说新、唱新座谈会,贵阳市杨林、曾凤鸣也代表贵州出席,各地的创新评介和交流无疑对贵阳市曲艺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62年12月,经由杨林、曾凤鸣将中国曲协的创新、说新、唱新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全团立即掀起热潮。先后创作演出的新曲(书)目,有杨林的评书《欧阳海之歌》(曾凤鸣改编)、黄云丰演出的四川竹琴《夺印》上中下三集、张怀东创作演出的相声《我和我大哥》、宋清云的河南坠子《安成香》、张文玉的金钱板《烈火红心》等。为了及时反映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贵阳市文化局又立即举办了贵阳市曲艺会演。参加演出的单位有贵阳市曲艺团、南明区...     

湖北小曲与何忠华

上世纪60年代初,汉口民众乐园内活跃着一支不起眼的曲艺队,演员都是地道的武汉人,却没有排上武汉市的京、汉、楚、豫、越、评、歌、话、杂及说唱团十大国营剧团之列。他们是武汉曲艺队,属武昌区文化科领导,自负盈亏,是民间集体所有制剧团。     

凤阳花鼓

正凤阳花鼓,亦称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双条鼓等,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民间表演艺术,但以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最为重要和知名。一般认为形成于明代。主要分布于安徽凤阳县。原生态的表演形式是由一人或两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奏,边舞边歌。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对凤阳花鼓进行了新的创作,剔除了小锣,将"凤阳花鼓"改称为"双条鼓",今演出的凤阳花鼓,     

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

西康省通志馆是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为编纂《西康通志稿》成立的修志机构。它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修志事业的重视、西康建省的推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西康省通志馆从1940年开始筹备,1943年在雅安成立,1948年解散。在其存在的9年中,围绕《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开展了大量工作。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康藏地方史的研究。     

曲艺弦师程树棠

满族人擅长曲艺,名家辈出。在表演艺术家成名背后,有一批默默无闻的为曲艺发展做出贡献的艺术家,程树棠(1910—1951)就是其中的一位。程树棠的父亲文焕亭、岳父金小山均为北京有名的满族单弦演员,他自幼酷爱曲艺,继承了家传的弹唱艺术,15岁便登台演出京韵大鼓、联珠快书。后来嗓子坏了,不宜演唱,于是潜心研究曲词,精心为满族曲艺大师白凤鸣和滑稽大鼓演员富少舫整理曲词、设计唱腔     

京剧史上的义演善举

义演,指的是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表演艺术团体,为某项政治活动或福利事业(如赈灾、救济同业等)筹集经费,集中主要演员举行的公演.因参加人员一律不取报酬,义务演出,故称义演.善举则是指将平时的演出积蓄用于公益事业或救助同行.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殖边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边疆情势危急,许多边疆团体应运而生,中国再次掀起了边疆研究的热潮。中国殖边社由汪扬、高君实等人于1931年成立,以"研究及开发边疆"为宗旨。自成立以来,该社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殖边月刊》、创建图书馆、发行图书、开展边疆考察、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等。围绕移民殖边、边疆教育、开发西北等方面,该社阐发了诸多主张,但限于资金、人才短缺等因素,很多未能付诸实践。尽管如此,中国殖边社的成立切合了当时边疆危机、国人要求保卫边疆的需求,其所开展的活动及主张,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中国边疆开发及边疆政策的制定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中的台湾义勇队在金华

1939年2月李友邦在浙江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以金华为中心,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医疗救助服务、军需品及药品生产和巡回宣传演出等抗日救国活动。在金华至今仍保存着台湾义勇队总部等多处旧址。     

延安保育院小学与《兄妹开荒》的情缘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和群众文艺热潮的出现,戏剧工作者的面貌首先发生了变化：一改以往热衷于演出《雷雨》《日出》《钦差大臣》等剧目,贪大求洋、与抗日气氛不协调、一般群众看不懂、不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状况,开始了面向群众、走向工厂、部队、街头农村的改革、创作、演出。     

台湾科学史学的建制与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科学史学开始了一系列建制化活动,包括成立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发行科学史研究的刊物,举办与科学史有关的学术活动以及建立科学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团体等。经过数十年的积淀,特别是建制化的推动,台湾科学史学事业得到发展,包括科学史学界开始频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适机改变自身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开辟科学史研究的新领域。     

建国前的贵阳市曲艺

贵阳自清末民初以来,人口逐渐增多,交通亦较前有所发展,由于商贾云集,化生活也一扫贫乏局面,不少民间艺人在街头市井开始了曲艺活动。     

啦啦队的由来

正体育活动上的"拉拉队"的出现,是在19世纪的后期。19世纪70年代,第一个旨在创造体育比赛激励气氛的俱乐部,成立于普林斯顿大学。1884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汤姆·皮博斯,将拉拉队这种比赛激励形式和美式足球这个运动项目,传播到明尼苏达大学。19世纪90年代,有组织的拉拉队活动,以及第一首鼓励运动员比赛拼搏的歌曲,诞生于明尼苏达大学。20世纪20年代,女性开始活跃于拉拉队活     

建国前的贵阳市曲艺

贵阳自清末民初以来,人口逐渐增多,交通亦较前有所发展,由于商贾云集,文化生活也一扫贫乏局面,不少民间艺人也在街头市井开始了曲艺活动。     

黔剧及其代表剧目的产生

贵州黔剧,作为新剧种在祖国戏曲百花苑中绽开,还是在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初,全国各条战线都积极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我省各剧演出团体相继筹建和成立。除了京、川、评、越、豫等外省剧剧团外,1953年黔西县一些爱好文琴的老艺人,借用别省大剧种的表演形式,率先将文琴搬上舞台,称之为“文琴戏”,并在1956年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文琴戏团”。“文琴”源于“贵州弹词”,也叫“扬琴”,是曲艺的一种。它具有很浓的地方特色,长期流行于贵阳、遵义、安顺和黔西一带,已有二百多年…     

上世纪贵阳市曲坛艺苑的往事回顾

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在贵阳市群众艺术馆任职期间,参与了省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时兼任贵阳市《曲艺志》、《曲艺音乐集成》主编。先后无数次深入各区、县、乡、镇,走访老艺人,召开座谈会,对贵阳市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探访,留下了大量的笔录手记。现将一些值得记忆的有关情况整理成文,供后人研究参考。贵阳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迁徙,人口逐渐增多。由于商贾云集,文化生活也随之活跃,不少民间艺术也在街头市井开始了活     

让生活充满笑的人——记民革党员、“业余笑星”李祥泰

在省、市曲艺圈内和在省、市群众文化战线上,李祥泰这个名字,可说是广为人知,就是在全国曲艺界,也非无名之辈,就连我国著名的曲艺泰斗刘兰芳和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都曾与他同台演出过。他在曲艺表演的技艺上,可以说并非泛泛之辈。这是曲艺圈内人士对他的评价。而广大喜爱曲艺的观众却另有说法,认为他自编的曲艺段子,表演技巧,贴近生活,适合观众的“胃口”。有时是即兴拈来,出口成趣,往往引来台下观众的捧腹大笑。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业务笑星”。笑星二字是对他曲艺表演艺术的肯定,业余二字却是对他的精神的赞誉。去年10月,在…     

清代子弟书的传播特色及其俗化过程

子弟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说唱俗文学,早期子弟书主要以案头文学形式存在,供演出居其次.其创作者、演出者和接受者都是以八旗子弟为主.子弟书以北京、沈阳、天津为活动中心,且各有特色.子弟书的传播途径有三:传抄、版本传播、市场演出.子弟书从“清音子弟”转变为“生意子弟”,完成了其从文学到曲艺的俗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