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略论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八年抗战中党和民主政府创造性地运用灵活多变的形式,成功地把党的抗日政策和奋斗目标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为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究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社会教育之卓有成效,不仅对抗战史研究能起到弥漏补缺的作用,而且能够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

抗战时期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许多村政权都采取两面政权的形式,它一面用以应付敌人,一面作为纽带,把共产党、抗日武装与广大农民紧密地连结起来,在艰苦的抗日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傅建成对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与恶习进行根本性的改造,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健康合理的婚姻制度,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以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尚未引起注视。本文仅就华北抗日...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情况,为激发农民的抗日热情,团结各阶级一致抗日所实行的一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它与以前的土地革命时期、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在实行减租减息过程中．我党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对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论七七事变前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中国佛教徒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谴责日本侵华行径，分析日本侵华原因，陈说日本侵华危害，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日本政府的侵华行径，并设法唤起中国佛教徒的抗日热情。同时，中国佛教界积极筹划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接受军事训练，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佛教界参与抗日，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另一方面是想借此促进僧伽制度的整顿，实现中国佛教自身的复兴。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活动，对于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作了重要准备，对于佛教界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协调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政教分离的框架之下，佛教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参与抗日，其参与的方式与作用的发挥由于佛教自身的特点而受到种种限制。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改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削弱了佃农的人身束缚,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我党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的十大政策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山西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皖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历史考查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国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我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战前,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殊死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服从于民族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有利于团结抗日,又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削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可以发动广大农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宗教改革对近代德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宗教改革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是判断宗教改革性质的重大问题。为此,需要分析宗教改革爆发前后的社会矛盾、改革的各项措施和农民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纲领,从而阐明市民、农民推动德国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市民与君主结盟无法实现,而是采用了市民与农民相联合、自下而上推动德国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方式。通过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德国告别了中世纪,走向了近代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     

近十年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人物研究综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局势转换的关键,由此实现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局面。"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现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观点撰写成文,有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指教。     

坚持: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使命与困境

1941—1943年,冀中区堡垒户的大量产生,是中共动员农民以应对日军"扫荡"困局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堡垒户为核心,形成了地洞、地道以及抗日人员与堡垒户、邻里、村政权之间联动的隐蔽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堡垒户承担起保护伤病员和抗日干部,保证抗日通讯联络的运行,养育抗日人员子女,掩护抗战物资等任务,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保存和坚持提供了落脚点与活动空间。在此过程中,堡垒户面临着日伪军的残害和经济条件匮乏的生存困境,抗日政权和堡垒户想尽一切办法使这一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尽管有的农民有过犹豫和挣扎,但以堡垒户为代表的广大农民以及与共产党结成的血肉联系,代表了民族抗战的主流,创造了历史奇迹。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社会极其涣散。为了挽救危机局面,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扶植农村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农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二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避免农民受到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局面。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在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农民的生活初步改善,农村社会凝聚力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农村政策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制定好农村政策需要以农民的实惠为出发点,落实好农村政策需要政府的制度革新,这样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民的觉悟问题,许多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资料,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农民的总体意识和个别现象区别开来,把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农民区别开来,把八路军解放的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地区区别开来,把农民中的不同层次区别开来。不能笼统地讲,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论述华北农民在抗战第一年的表现;一是华北农民的抗日热情;二是农民在游击队兴起中的作用与功绩;三是农民在战争中的新形象。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内容提要 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学术界的解释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以上说法都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能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的解释。     

略论武乡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武乡是革命老区,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长期在这里驻扎,武乡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在漫长的对敌斗争岁月中,武乡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战和反顽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本文就武乡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作一论述。一、农民“五抗”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根据地创建的基础由于阎锡山推行所谓“新政”,…     

抗日名将佟麟阁

抗日名将佟麟阁常林佟麟阁是满族人民永远引以为自豪的一位抗日民族英雄。１８９２年农历九月初九,在河北省高阳县渡口乡边家坞村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抗日名将佟麟阁。他原名叫凌阁,字捷三。自幼就跟随舅父在乡间读书,学经读史。许多...     

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际与代内流动——以冀中地区新编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新编地方志在中共党史和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运用集体传记研究法和计量统计研究法来分析冀中地区各县的新编地方志,可以得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中,父辈职业情况对子女职业情况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折射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孙中山和中华民国》补述

1987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第四节上,有两大段话,讲政权性质与社会性质的关系,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标志着抗日根据地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并引用杨献珍同志《略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这篇文章是为去年11月在广东举行的孙中山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