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到全面抗战前,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前后动员20多万军队参战,其中既有国民政府中央军,也有华北地方实力派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原大战失势的阎锡山趁机重掌晋政,成为华北地区除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实力派。此时抗日战事又起,华北成为反抗侵略的最前线,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出兵抗日,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究其缘由,随着日军侵略深入华北,坐镇晋绥的阎锡山已感受到危机。在其看来,捐弃前嫌与国民政府中央合作抗日已成为必然选择。     

论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筹划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在关注新疆,筹划新疆即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上调新疆军阀盛世才,掌控了新疆实权。从此至新疆和平解放,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交通、军民屯垦实边等各方面事项着手全方位的筹划,制定了许多政策、计划和方案。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在重点“安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攘外”的措施,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并     

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发动了对淞沪地区的武装侵略。驻沪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亦派第五军前来增援。淞沪抗战是中国正规军队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大规模抗战的开端,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本组史料辑自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谋本部、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等相关机构来往电文,涉及中日两军作战、各地声援、战事损失、国际社会调停以及签订《上海停战协定》等详情经过。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战外宣(1931—1938)——以杨光泩及世界电讯社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推进抗战外宣,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外通信社——世界电讯社。杨光泩出任世界电讯社社长后,极力推动电讯社的业务发展,为争取国联各国的舆论支持而努力。日本退出国联后,国民政府中止了对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的资金支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杨光泩又被委以外交宣传的重任,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得以重新设立。     

汉冶萍公司与近代大冶工业化进程

汉冶萍公司的诞生使大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的兴建使大冶成为中国近代以钢铁为核心、门类齐全的民族重工业基地,以汉冶萍公司为核心的大冶重工业西迁促进了西南重工业基地的兴建,汉冶萍公司国有化的完成使大冶成为战后国民政府新建的最大重工业基地。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相较于晚清以来的两次建交尝试,此时呼吁中梵建交固然与国民政府全力争取外援的抗日战略一致,但大背景已经改变,废约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国民政府考虑与梵蒂冈建交的重要因素。外交部在分析利弊得失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把中梵建交事宜提上日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国民政府虽然仍存顾虑,但总体上倾向尽快与梵蒂冈建交,并实质性启动了建交通使的准备。不过,这一次由于梵蒂冈态度消极,建交问题再次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     

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湖南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七事变后一年半内,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和内涵,对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影响。     

汉冶萍公司体制研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阶段第一个炼铁联合企业。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杜漏卮、挽利权,在湖北汉阳以官款创办汉阳铁厂,此后,经过招商承办、技术改良、厂矿扩充等艰难发展历程,于1908年正式注册为商办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本文简称汉冶萍）。自其前身汉阳铁厂于1890年创办,至1948年正式由国民政府接收止,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涵盖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企业形态：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股份制企业,对应的企业体制也大相径庭。     

从兵役管区到身份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役应对——基于川省民国档案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威胁催生了国民政府《兵役法》的颁行,国民政府开始试行兵役管区制度。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国统区大面积国土沦陷和人力资源的丧失,原有的师团管区建制彻底被打破,战前预想的系统化的秩序征兵难以有效施行。为确保役政机关对及龄壮丁的掌握和防范民众逃役,国民政府推行国民兵身份证制度配合兵役管区制度征兵。此则反映出国民政府原有的兵役管区制设想局限于战前既有统治区的考虑,一旦原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只能依靠碎片化的及龄壮丁身份登记和清查来应对,此种支绌局面直至抗战结束。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国民政府为什么对日本采取了“诉诸国联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的政策是以国民政府中央部分领导人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在直接交涉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策略的必然选择;最后,申诉外交政策的抉择与国民政府和国联关系的发展有关。     

论长城抗战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和九一八事变时已有所不同:从最初的不抵抗,一味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转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派遣中央军的3个师投入作战。但它又显然不同于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在这时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而进行局部抵抗?为什么在抵抗了5个月后又同日军签订《塘沽协定》,以妥协告终?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调整兵工事业述论

本文拟对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调整兵工事业,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对日自卫战争这一问题作一述论。一调整国防兵工事业的基本方针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石源华国民政府对流亡在中国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是支持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具体支持方式和政策有所变化。抗战八年间,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动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援朝政策的重点、内容及其取得的结果,大致上经...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抗战胜利后整理意见（一）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复员整理意见》选自馆藏国民政府教育档案汇集,原件为油印件,国民政府教育部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编印。本组史料对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在东北的教育状况及战后接收改组意向叙述颇详,特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