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考成法

明朝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曾一度改变了明中叶长期沉闷、黑暗的局面,给日趋腐朽、危机四伏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微光。历代史家将此归功于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张廷玉的《明史》说:张居正“为考成法以责吏治”,“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严。”夏燮的《明通鉴》说:万历元年张居正“立章奏行考成法”,“自是政体为肃。”《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考谷应泰也承认:张居正执政“严考成,核名实”,“一时治绩炳然。”既然考成法如此重要,那么,考成法又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它在张居正执政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本文作一粗简探索。     

从考成法看张居正改革的成与败

张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针对明朝考察制度的混乱不堪,弊端丛生,政令不能得到有效的传达和执行现象,同时又为了挽救明中后期以来逐渐衰落的国家,推行改革,从而使吏治清明、国库充实,但是此法在张居正生前效果显著,死后却危机重重,后人对张居正改革的成与败众说纷纭,因此,下文从考成法来分析。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游朴与张居正改革

游朴的政治生涯起于明朝张居正改革初期,与张居正改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历史事实表明,张居正改革为初仕的游朴搭建了彰显政绩的平台,创造了仕途升迁的政治环境：游朴非凡的才干和他在地方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客观上推动了张居正改革措施的实施。     

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借鉴

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借鉴袁穗仁（一）张居正改革万历初年进行的张居正改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改革。当时的社会,一方面是“一田二主”的永佃制已经较为广泛的存在,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使用日渐增多,货币地租逐渐...     

张居正改革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影响

明代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作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经典改革,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张居正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入手,分别论述了其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影响。     

史学精粹

正乔治忠:《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帝鉴图说》一书,前图后文,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虽然内容浅显简略,但其构思设计、版本流传,以及张居正随后在官方史学上的作为,对于明季政治文化的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居正还主持了其他一些官方史学的建设,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序言

本文对明代中叶曾出现过的大改革运动及其失败,对运动的背景、条件和影响;对其主要领导人张居正推行政策政纲的内容,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存在过的失误失律;对活跃在同一时期政治舞台上其他重要人物,诸如高拱、徐阶等人的政见、活动和作用,对张居正与他们学术和政治主张的协调和冲突,意识形态与政治举措之间的连锁互动;对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员数量渐增,国家财政开支加大,裁革冗官成为此后政治生活中不断议行的内容。张居正之前,已有多起裁革冗官之事,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更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这场裁革冗官活动共经过了四个阶段：万历八年为开始阶段;九年正月为高潮阶段;九年二月至九月为继续发展阶段;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为收尾阶段。所裁冗官推测当在一万员左右。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政局的变化,其所裁冗官陆续被恢复。张居正裁革冗官失败的原因有：活动本身有过火之处;在裁革冗官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     

张居正,明朝最后的改革家

生前,他锐意革新,穷尽荣华;死后,却被鞭尸抄家,身败名裂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改革家,前有商鞅,中有王安石,后有张居正。张居正是明朝公认的最有权力、最具影响的内阁首辅。他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各项措施推行得如水银泻地。然而,就在他死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明代张居正用“考成法”管理官吏

“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但他的做法似乎更有操作性,用“三宇”概括,就是“稳、准、狠”。     

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适逢明代改革家张居正逝世430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6月8日至10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荆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荆州张居正研究会承办的“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居正的故里荆州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6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明史专家,以及来自新加坡、法国的海外学者160多人参加了会议。     

熊召政与金庸因《张居正》结缘

他从小就做着诗人梦,稍年长,于旧体诗能出口成章。他于1979年发表政治抒情长诗《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震动文坛,获优秀新诗奖。二十八岁时,他成为专业作家,后又下海经商,不久成为“商儒”。以后“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推出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一位读者是金庸。金庸曾经撰文《我读〈张居正〉》,高度赞扬这本书3此书被誉为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的里程碑,摘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头魁。     

明代晋商与张居正

明代大改革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与明代晋商之间有着某些渊源。 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 山西籍官僚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等都与张居正交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为援手,最突出的是在“隆庆议和”上相互配合,赢得了主动,实现了“隆庆议和”。     

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

《帝鉴图说》一书,前图后文,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虽然内容浅显简略,但其构思设计、版本流传,以及张居正随后在官方史学上的作为,对于明季政治文化的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居正还主持了其他一些官方史学的建设,如建立六科编辑公文文献制度,创明起居注体制,纂修《大明会典》等等,其影响及于清代。然而《帝鉴图说》对于万历帝的"启沃",效果则走向了反面,不仅未能培养出一位仁德、勤政的君主,而且这位皇帝最终也完全蔑视历史学的地位和功能,这可谓是对古代"以史为鉴"理念的一大讽刺。     

略论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是我国十六世纪的大政治家。从万历元年至十年的短短执政期间,札札实实、任劳任怨地办了几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从而也表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获得的成就,即使是与他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也难以否认。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赞扬者推崇他为古代政治家中杰出的典范,说:“除却伊、周只此人”,指责者却骂他为心术不正的奸权。例如清人谷应泰,在其著作中痛斥张居正是“特危倾陗刻,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     

明代首辅张居正之砚及其墓葬

今湖北沙市为明代江陵县辖镇,是明代首辅张居正的家乡。他死后归葬于今沙市西北荆沙大队张家台。虽然他的墓陵在文革中已遭至破坏,但至今仍尚保留有珍贵明代文物和碑刻资料。现将张居正遗存下来的主要文物——端砚及其墓葬有关的史迹分别简述如下: 一、张居正之砚沙市市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首辅张居正端砚,是一方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砚,此砚正方形,长30.2厘米,宽30.2厘米,厚4厘米,石色苍黑。砚面额二龙戏珠,左右两边龙身盘绕,并刻有卷云花纹。砚的下边刻有     

张居正的用人之道

张居正作为明朝中晚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在他担任首辅期间所推行的万历新政,对后世影响深远。取得万历新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高超与独到的用人之道。本文从四个方面出发,介绍了张居正的用人之道。     

张居正当权，不怕用政敌的人

一代名相张居正战胜他的竞争对手高拱,得势上台后,一些原先追随高拱的官员惶惶不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张居正得势,肯定会重用他自己的亲信,我们这些他死对头手下的旧臣,不被牵扯,不被他报复就算老天开恩了,更别想得到他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