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政制的变乱及有关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是中国现代政制史上制度变动最混乱、最频繁、最无常的时期。体制由西方引进移植来的民主共和制初息变为复辟之帝制,再忽变为“变异”的“再造”共和制,终忽变为执政府和军政府的独裁制;国家元首由总统忽到皇帝,再忽到总统,再忽到执政,再忽到大元帅;政府由责任内阁制总为总统制,又忽为帝制,又忽为责任内阁制,又忽为元首独裁制;国会成立了被解散,而后又成立,而后再被解散;总统之争,帝制之争,内阁之争,府院之争,国会之争,法统之争,约法之争,宪法之争,地盘之争,南北之争,在短短的…     

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形成为总统府和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并一度成为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本来,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实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然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更不可动摇,内阁主导正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系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     

三角策略

上期谈到,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很多人开始担忧奥巴马这位总统下一步要怎么走。在失去国会多数党地位之后．他是否会被府院之争、两党之争夹得透不过气来？有人提到．他可以参考其前辈克林顿当年的经验和对策.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1949年国民党政局的府院之争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摆脱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首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其次,蒋介石再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不料此时却发生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府和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从而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更加矛盾重重,斗争异常尖锐。     

“明治宪法”与“麦克阿瑟宪法”的比较研究

一、21世纪亚洲的政治走向当代民主政治虽有“金权政治”、“黑金政治”,府院之争、议会闹剧和政府更迭频繁等弊病,但其原则和理想却是民众的参与。民主共和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如象古代只供少数人享受的自来水、美酒佳肴、华丽服饰、四轮马车、庄园别墅、园形剧场和竞技场一样,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变成了现代民众生活的必需品。民主是科学与理性的保护神,是现代合理化社会的结构性支柱。当代的政治权威,不能再诉诸远古的神话、已往的显赫武功,必须求助于理性和法律。纵观亚洲的现实,从东到西,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已不复存在…     

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

对于参战案的探讨,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南北之争上,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实有必要。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一政策看似稳妥,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况下却蕴藏着危机。虽曾有人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惜未被采纳。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退缩。1917年,转机出现。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关于赴朝参战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后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并出于保卫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出部队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中国派出的部队,为什么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而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从文化哲学看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

从文化哲学看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余秉颐洋务运动时期思想界议论的中心。是“新学”与“旧学”。前者指从西方传来的学术、文化。义称“西学”;后者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又称“中学”。这一时期介入“新学”与“旧学”之争的。不仅有洋务派与顽固派...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的府院之争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内外交困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首先,1948年12月20日,孙科接替翁文灏组阁,出任行政院长;紧接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再次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相反却出现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府与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从而使得国民党政府内部更加矛盾重重、斗争尖锐,进一步削弱了其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统治力量,加速了走向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进程.     

论低调与高调（三）

说到精神气质,我想到了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主义”之争。近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就是一例。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新中国初期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向美国、欧洲公派留学生,清末又有很多青年人到日本求学,其中有不少学生攻读工学学位。到1949年,共派出公费留学生约3万人,另外还有一些自费留学生。这些人中大部分后都回国了,为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主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中国以不同途径向苏联派出了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多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人才。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