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所谓的“汉人”、“南人”

<正> 元朝有所谓四等人制度,其第三、四等分别称为“汉人”和“南人”。“汉人”系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高丽人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也属汉人的范畴;“南人”则指原南宋境内各族人(主要是汉族人)。“汉人”、“南人”之称本起自金人,唯其具体含义与元人颇有出入。     

从“归附汉人”转到“汉军旗人”——以“盛京出生”者为中心

汉军旗人大部分是投降、被俘虏、被掠取或主动归附于清朝(后金国)的旧明朝官民及其儿孙,他们成为"归附汉人",在清初通过入旗而"满化"。本文以"归附汉人"中的高级将领及其继承者为考察的重点,认为鲍承先、祖泽润、王世选、蔡士英等,归附后不得不与汉地的妻子儿女分离,而在盛京另行娶妻生子。且在遇有袭替世职时,鲍氏、祖氏、王氏家族,都不选汉地(旧明朝时期)出生之子,而是以"盛京出生"之子袭替,另建新的旗人谱系。这一反映清初"汉人满化"的现象,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     

“摸”来的沙发

1969年时,文化大革命稍稍冷静了些,武汉开始将一些抄家抄来的东西退还给原来的主人。但是,还有大量的物品找不到物主。不知哪位领导出了个鲜点子,把剩余的物品每件都写成条子,让工人们摸,一人摸一件,谁摸着了象征性地出点钱谁就拿走。我父亲当时是武汉食品厂的普通工人,可以摸一张。母亲祝愿摸一架缝纫机,哥哥希望摸一台收音机,我想要一把二胡,父亲则希望摸一辆自行车。     

略论清代汉人的“满化”

清代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八旗汉军自编入旗籍始就不断满化,他们摒弃汉姓,改从满姓;习国语骑射;改从满俗。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些汉人在民族心态和政治立场上已经心向满人,并自称满族。     

清兵背上“兵”和“勇”的区别

“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为满兵,绿营兵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又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八旗军     

西夏“汉式头巾”初探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汉人臣僚当戴汉式头巾,其形制与"番样头巾"的区别为向后长垂的"阔大带"。西夏汉人官员上朝所戴首服似为有顶头巾,这应是受到宋朝士风影响的结果。     

沿河洪渡“军民禁约碑”

离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镇(洪杜县故地)约半里许的接官厅,有块明万历年间竖立的“军民禁约碑”。民国《沿河县志》载其碑文曰: 一、汉人入夷勾引夷人入汉,酿起边衅,危害地方者,依律处斩; 二、将汉人诱拐入夷转卖财者,依律发边远充军。汉人入夷,律有明禁,或逆命奸徒携家投夷,或本城汉人假借入夷生意担挑货物为名,逆谋诱骗消息,探听往来缙绅商贾,携掠人畜,凌辱夷人,以致道路断绝,地方凋残,皆由此辈诱夷出去所为。今后,各该有司、府管,凡遇通夷关隘及夷贼出游道路,严加盘诘。凡有军民或外省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

我国元代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梵式"造像,是喇嘛教教义的形象化体现。喇嘛教是印度显、密佛教同西藏本土原始宗教本教混合的产物,虽属中国佛教的一支,但独具特色。它在元代因蒙古统治者崇信而盛行东土,汉人却少有信奉的。明代政府严禁汉人信奉喇嘛教,清统治者虽定其为国     

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外部对南宋隔绝而内部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加之女真统治者对汉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变化,都在强制或促进着中原汉人("南人")的胡化。这种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方面面,在心理上则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南人"的胡化,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为元朝四等人制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我们班的“摸人”潮

正最近,我们班女生们开始流行玩"摸人"游戏,这是我们在课间玩的十分好玩的一种游戏,每个课间我们都玩得不亦乐乎。游戏规则是:先黑白配选出一个人站在九宫格的中间,喊绿、黄、红灯,若喊到红灯,其他人就待在九宫格里的一个小格里(只能在九宫格的小格里走动,若出格就算犯规)。接着,那个喊灯的人就要闭上眼睛来摸我们,摸到了还得猜出是谁,猜对了,换被摸的人来喊;猜不对,继续再摸再猜,直     

西夏汉人研究述评

汉人对西夏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传统史料记载的缺失,造成西夏汉人研究或恐难以延展,但近些年来新出土资料中却保留着大量西夏汉人信息,为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从西夏后族中的汉人、汉官和汉僧三个方面,就学界对西夏汉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学界对西夏汉人研究的发展。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士绅保路冲冠怒,不帮朝廷帮“乱党”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是有道理的。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     

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

陈云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规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摸到的三块＂大石头＂,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今后,我党还将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更多更大的＂石头＂。     

“三危”、“瓜州”、“敦煌”辨

先秦古籍中提到之"三危山"实际并非今敦煌地区之三危山,原因在于迟至汉武帝时中原王朝才领有敦煌之地,以古籍中之"三危山"附会敦煌地区三座高耸的山峰。东汉杜林认为《左传》中"瓜州"为今敦煌地区,此说长久盛行,正史多加采信;其实今之瓜州上古史与《左传》所言"瓜州"无关,是汉人"政治需要"及"自矜乡土"而附会之结果。"敦煌"地名在汉建敦煌郡之前已经存在,实为《山海经》中之"敦薨","敦薨"地名属月氏语,张骞因"薨"字不吉而改。     

渤海国“暗摸靴”研究

渤海人能制靴,渤海国大玄锡二年(872年),渤海国政堂省左允杨成规出使日本,送给日本的掌渤海使都良香貂裘、麝香和暗摸靴作为礼品,都良香撰文<谢杨大使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答谢[1].     

清嘉庆初贵州的一次“移民”佚史

贵州为高原地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民以农为主业。但山地、瘠地太多,由于地处边徼,交通梗阻,农业生产落后,用的又是“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①,收成不多,民生艰困。同时,省内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清代以前,汉人在黔为数不多,但其中的狡黠商人,施用了种种手段,逐渐把城镇附近的好土地夺到手内,少数民族被迫迁入山中,从此产生了民族隔阂,例如;在官府征派力役时,苗民“一家出夫,数家助之”,决不愿和汉人同日服役,怕的是“汉民不公,或被虐使”②。这种情况,由来甚久,已非一日了。     

包衣女子配婚制的瓦解与满洲领主制的衰亡——以内务府“三藩汉女”为中心的考察

"三藩汉人"是清内务府包衣之一种。康熙帝平定三藩,将"罪藩"处死,家产籍没,其眷属、子弟、亲信、家人编入内务府,称"三藩汉人"。在这些人中间,女性约占半数。文章利用内务府满文档案,就三藩汉人女子的配婚现象作一初步考察。她们身份复杂,而作为其配婚对象的,既有内三旗侍卫、旗员,也有包衣佐领、管领下穷丁,其中又以后者为主。此种配婚方式,完全无视女方意愿,集中体现了满洲领主制下皇权对包衣(家奴)的支配。康乾之际,随着满洲领主制瓦解,对包衣的婚姻限制逐渐放开,强制性婚配亦告结束。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