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化初探

<正>清江浦,又叫清江,为今江苏省淮安市主城区。清江浦原为河名,即今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运河。清江浦在海运及陆路交通兴盛之前曾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枢纽,长江以北的繁华重镇。自古漕船由此北上,行人在此弃舟骑马,清朝还在此设立漕运总督,一体节制漕运事宜。在清末各省纷纷设立铜元厂牟利之际,漕运总督陆元鼎于光绪三十年(1907)三月以江北清淮一带制钱缺乏,银价日减,官民交困为由请求在清     

明清时期临清城市的兴盛与衰落

位于鲁西北平原的临清在明朝以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直到明朝建立,特别是在明成祖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迁都北京后,临清依靠其处于运河与卫河交汇处的区位优势得以迅速发展。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400余年间,临清漕运兴盛,人口大量增加,工商业繁荣。但由于清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河工年久失修,漕运受到影响,以至于最终被政府取消。漕运的衰落,加之战争的摧残以及自身经济模式的缺陷,临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全面衰落。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五教汇聚的清江大闸口

清江浦是明清时期的漕运要津,南北交通的襟喉之地,向有“九省通衢”之称。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这里驻节,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大运河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不仅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之河。也是一条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开放河道,是一条文化汇聚、包容的大通道。提起大运河的文化包容,     

周恩来在两淮的故居

淮阴是江苏北部腹地的中心城市,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市区清江浦,明代中叶以后为漕运要津、南船北马交汇之所,曾有“九省通衢”之称。清乾隆间始为清河县治,河道总督署也设置在这里。所属淮安市在其东南15公里,清时为淮安府及山阳县治,并置有漕运总督署。这里就是被人民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幼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周恩来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飞飞漫墨》)     

杨锡绂与御制松花石砚

杨锡绂,字方来。一字兰畹,江西樟树观上镇门楼里人。清雍正进士。曾任吏部尚书、漕运总督晋加太子太保,为官清廉。他兴水利、平边患、许禁陂塘改垦、治漕最久．漕运通达,政绩卓,百姓建生祠纪念。他平生钦仰汉代杨震“四知”辞金的高风亮节,自署“四知堂”。     

民国时期的上海青帮

近年来,随着黑社会犯罪势力的日益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黑社会的来源、特点及其活动等。作为民国时期黑社会的重要组织,青帮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民国时期上海青帮的来源、主要黑色事业及其特点做一番简单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揭开蒙在青帮历史上的神秘面纱。 青帮的来源 青帮最早出现在运河流域,其开山鼻祖是运河流域的漕运水手。有清一代,政府从江南一带征集调往北京的粮食每年达４００多万石。当时有漕运粮船１．２万艘。从事漕运的水手二三十万,他们大多数是从山东、直隶等省的贫困地区分离出来的破产农民…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河运”还是“海运”——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及思考

漕运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王朝的生命线,通过漕运,将全国粮产完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分配,维持王朝发展稳定。明代的漕运,在继承前代漕运形式的基础上,又包含着新的因素和特点。本文仅就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进行探讨,针对"河运"与"海运"在明代运行的时段分期与交替原因作一个简单阐述,并探究交替背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清代内河漕运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江都为例

<正>内河漕运是指漕粮通过内陆河流运送至京师的活动。清代的内河漕运沿袭明制，“用屯丁长运”^[1]3565。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1]3566，清代内河漕运由此开始。在内河漕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单一的漕粮运输活动，演变为以漕运为主、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活动(包括地方社会的商业、农业、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清代江都县，地理位置优越，因内河漕运而发展成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物资集聚的繁荣城镇。但随着内河漕运逐渐停滞，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趋于衰落。     

吴棠奏折透露的清江浦修城秘密

<正>清咸丰四年(1865),在漕运总督吴棠的主持下,清江浦修筑成一座城垣体系完整的城市,继续作为清河县的治所,这是淮安城市发展史的一件大事。不过,关于吴棠筑城的文献记载,却并不多,关于清江浦城修筑起始时间,城墙有多长,花费多少银子,经费是从哪里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

晚清漕运的主体方式是海运,在6口余年的海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祭祀海神、修建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

[按]本书是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槁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书共收奏折底槁五件,这里只选三件,对研究清代前期政治、经济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有一定价值。毓奇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任清王朝漕运总督。这期间,他多次具折陈事。这里所选的是他众多奏疏中的一件,对我们认识清代前期的潜运有一定帮助。福康安等《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疏》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上奏乾隆帝的。奏疏的要旨在于“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清史稿·福康安传》。因此,这件奏折对我们了解清…     

《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评介

正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漕运发展成熟,漕运显现出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更丰富的社会意义。清代漕运具体运作中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及地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漕运研究的重要对象。最新的力作当属吴琦教授的《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一章,附录两篇文章。上编第一章至第六章,"针对国家漕运事务中的征、运、储等重要环节的运行,探讨其对于地方社会的意义"(第23     

德清博物馆藏俞樾札记考释

德清博物馆收藏有俞樾写于光绪年间的札记六通,本文就与这些札记有关联的人物、事件以及历史背景等作一分析、整理,这对研究俞樾的治学思想、处世态度及清末海关洋务、漕运赈灾、经济特科考试等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     

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

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陈峰北宋漕运之盛著称于史,无论是其运输规模,还是其征调范围,都远过于以前诸代,其中仅东南地区漕粮一项,每年就达六百万石以上①。在北宋如此大规模的常年漕运业中,存在着一批专门的押运人员,他们直接对漕船运输进行监督和管理,对维持漕运的...     

元代黄河漕运考

元代的黄河漕运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论述黄河漕运的开辟,考证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探讨屯田、贮存与漕运的关系,梳理辨析漕运量,进一步明确了元代黄河漕运的各个环节。纵向审视,元代黄河漕运规模超越了元魏、李唐,发展空前。横向比较,它是元代北方粮食调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