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之一——重文轻武,加强皇权,削弱将权

宋代在经济文化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相对于经济文化的辉煌,宋代的军事成就逊色了很多。宋军在战争中常败,致使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不可否认宋朝在军事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重文轻武,加强皇权,削弱将权"就是导致他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之一。     

公私之间: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评介

正宋代内藏财政以内藏库为中心,在赋入上被附着天子私财性质,在支出上却展露出国家公财特色,这种游移于公私之间的财政收支行为,体现了国家财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割与重组,直接影响了宋代财政制度变迁及国家财权集中,同时暗含了提升皇权的政治目的,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内藏财政研究"结项成果,也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除绪论外,是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三希堂法帖》之赵佶书迹阙遗考述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著名的汇刻丛帖之一,该帖卷六、卷7刻有宋太宗、宋高宗、宋孝宗七件宋代帝王书迹,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两卷宋代帝王书迹中竟没有宋代书画大家徽宗赵佶的书迹.本文从徽宗赵佶个性独立的书法风格、因艺灭国的君王行为、唯我独尊的书画签押、值得称道的书学贡献等方面加以考述,揭示了此举虽是臣下所为,实乃皇权意志使然.     

试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

宋代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与前代相比,皇权极大地膨胀,不论是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还是皇帝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到科举选官制度的完善,都使皇帝获得了统领一切的个人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皇权的神圣性,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就变得十分重要。     

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宦官研究综述

宦官是中国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受研究者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三代,宦官广泛参政,他们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相较于以上三代,宋代宦官除了童贯、梁师成之外,大多隐而不显。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契丹人的"家"指同一祖父的后裔,"族"指同一高祖的后裔,在契丹建国前,两者都持续发生代际裂变,皆已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但各"家"仍可以进入其他"族"的驻牧地内游牧。耶律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人为中止了皇族的裂变,加强皇族的力量,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又改革旧俗,脱离季父房另立自己的"家",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家"之内,以消除皇族内部对皇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阿保机最终改造了契丹人的部族结构,"变家为国"。     

西夏佛教图像中的皇权意识

西夏佛教图像除了宣扬宗教思想之外,还体现着一种皇权意识。皇帝与上师列于说法图中的菩萨、佛弟子行列,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此外,西夏皇权还可以从图像中人物的大小与服饰、画面的色彩、装饰图案等各方面得到体现。     

宋代东京留守职能初探

宋代东京留守代天子执政,是皇权的象征,本文主要对东京留守的各项职能进行探讨,将东京留守的职能分为政治、行政、军事、司法、经济和外交六个方面。其中行政职能和军事职能在南宋时期尤为突出,包括官员选任和抵御外侵等,成为最重要的职能。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了解东京留守在宋代朝政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于我们对留守这一官职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苗书梅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宗室、外戚和宦官是集于专制君主周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源于皇权,又能对皇权产生较大的影响,由宗室内乱、外戚擅权、宦官专政而引起王朝衰微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继唐末五代割据混战局面...     

两宋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

宋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空前发展的时期。宋代统治者将中央集权推到了极点。其中,监察制度在完备其中央集权制度上助了一臂之力。 宋代的监察制度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中完成的。它完成了由谏官对皇帝的劝谏到对官吏的绝对监督的职责转变,也完善了只对官吏的监督到对监督官员的监督程序。其监察组织机构经过宋高祖恢复,宋真宗整顿再到元丰改制日趋完备,使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察网,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论宋代的镇志

宋代的镇志,除今存绍定《澉水志》外,可考者还有《乌青记》《乌青拾遗》和《青龙志》,《青龙杂志》为游览笔记,并非镇志。以绍定《澉水志》为中心,可总结出宋代镇志编纂的三个特点:官民合作;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镇志的出现,除了江南地区市镇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文化素质高的地方士人较多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皇权下县、市镇认同及市镇大姓家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宋代的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

秦岭—淮河沿线以南地区已报道了1000多座宋代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分类、统计和归纳,我们发现其在分布特点、区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上有着一定的共性规律。在分区上以河流山川为分界形成若干文化圈,在各文化圈中又受到了自然地理以及宋代社会、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宋代南方各地葬俗的共同特征,这是宋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南方地区宋代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宋元仿古青铜器上的纹样

宋代曾掀起过复古运动,徽宗时达到极盛。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治国和加强皇权。这场复古运动,皇帝与士大夫阶层是最热衷的实践者,寄托了他们强烈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复古运动的性质决定了作为重要载体的宋代仿古青铜器,以礼器占大宗,当然,陈设与实用兼具的器物也有不少。大致可归成以下几类用途：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