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城市记忆

—不小心，我们就到了2008年，10年前的事情也动不动就成了“上世纪”的回忆。 当年，似乎半个广州都充满了基建的轰鸣声；“80后”们，每天下午高喊着“圣斗士”、“变形金刚”冲进家门；夜晚，他们的父母在骑着单车下班后，围坐在电视前热追《情满珠江》、《公关小姐》。     

东嘎·皮央石窟 凝固古格王朝的历史记忆——“高原敦煌”：东嘎·皮央石窟壁画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尚无关于西藏地区佛教石窟寺遗存发现的报告,这一地区一直成为从南亚印度、西域到我国内陆地区佛教石窟寺分布链条上的一个缺环。1992年,随着东嘎·皮央石窟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其中东嘎第1、第2号石窟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保存精美的壁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曾以“高原敦煌”的美誉盛赞西藏石窟艺术的高度艺术成就。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5年秋天,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初稿完成后,交给了上海一家出版社。他们审读后发来电报,邀我立即去上海谈意见。编辑,编辑部的主任、副主任一起和我谈,肯定了初稿,又提出三条意见,要我尽快把稿子改出来。这部长篇,后来出版时的内容说明是这样写的：“描写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塞上古城某动力机厂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技术人员,     

从“首都沦陷纪念日”到“京市忠烈纪念日”: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公众记忆

纪念日及其仪式活动是集体记忆建构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了纪念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沦陷,悼念死难同胞,全面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浙江、南京等地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并经历了由战时“首都沦陷纪念日”到战后“京市忠烈纪念日”的变迁,这些纪念活动推动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形成。集体记忆或公众记忆是根据社会需求而建构的。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纪念和悼念活动受到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