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     

目击中国革命——海伦·斯诺在华岁月和情感历程

编者按海伦·福斯特·斯诺(1911-1997)是美国记者、作家.她于1931年至1939年旅居中国,亲历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转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她撰写了<续西行漫记>等报道,和埃德加·斯诺等人一起,首先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并在中国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纪念这位架设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驱,由美国联合技术公司资助,美国杨伯翰大学摄制了这部电视文献片.本刊获准刊出脚本.该片记叙了海伦·斯诺的在华岁月和她与埃德加·斯诺的情感生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斑竹一枝千滴泪——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与“九嶷山人“乐天宇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这首<七律·答友人>发表已经37年了.作者所答友人为谁,照说应当已不成为问题.1964年1月,毛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时,即曾表示:“‘友人‘指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集>关于“答友人“的注释也都这样表述.……     

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

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政权的民国前期,政局比较混乱,社会思想也比较复杂,但立宪主义思潮意外呈现出活跃态势,开国会、制宪法成为一些当权者以及广大宪政主义者的重要诉求,在此背景下开展的一系列制宪活动,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宪法性成果和制度性成果。时人对宪政的内在价值了解有限,当权者的政治表现也不完美,但这不能抵消立宪的积极意义。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一环,书写了中国宪政运动史的重要一页。     

关于《周礼·地官·质人》中一句话的标点与注解问题

本文针对<周礼·地官·质人>中的一向为学者所忽视的标点问题,重申了中华书局<周礼正义>标点本正确读法.作者结合睡虎地秦简、九店楚简等简牍资料,指出<周礼·地官·质人>这句话是战国时期奴隶买卖的反映.推翻学术界长期信奉的郭沫若先生的周奴隶买卖说,为<周礼>一书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作者还指出<周礼>此处的“货贿“一词在先秦时期特指金玉类贵重货物,而非一般商品的通称.     

清末宪政编查馆考察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筹备立宪”,中设置的一个新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等事宜。宪政编查馆是清王朝推行伪立宪的一个御用工具,但从客观上看,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拟就宪政编查馆的缘起、职掌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略的考察,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郭沫若与田汉的友情

在中国革命漫长艰难的岁月里,郭沫若与田汉用笔作武器,先后写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鸿篇长诗<凤凰涅槃>和呼唤中华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戏剧领域两颗辉煌耀眼的巨星.1920年他们在日本相识之后,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动人的佳话.……     

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

上、王夫之史论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研究重大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是评价性的历史认识。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君主专治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人物的评价,大多就属于这种评价性的历史认识,本文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探讨王夫之史论的认识价值的。一、对皇朝兴亡的看法。皇朝兴亡盛衰之故,即历史上某一时期皇朝的命运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史学家、政治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如西周人对殷亡周兴的探讨,汉初从刘邦、陆贾到董仲舒、司马迁对秦亡汉兴的议论等等。而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盛衰问题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又一本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关注的图书

2002年末,在英国出版了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一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书中认为中国的郑和是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人。Billiam Morrow & Co出版商的广告用语是：“一个在哥伦布出生之前发现美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加文·孟席斯的惊人发现重写历史。”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不只为了收集文献,更重要的目的,是在田野的经验下去了解文献。田野的经验,令他们知道历史上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所以需要应用文献以外的办法去了解没有文献的人的历史。这些办法包括口述传说、物质文化以及尤其重要的礼仪演绎。通过诸多途径重构的制度史,不单是皇朝的法令,还包括民间怎样利用和引申皇朝的法令而建立的种种关系。但是,历史人类学不能停留在个别乡村的考察,需要通过不同地点、不同环境的地方比较,才可以得到广阔的视野。历史人类学也不应该只关注皇朝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很多地方值得利用历史人类学的取向去补充。历史人类学需要让历史学者知道文献之外有活的社会,让人类学者知道社会有活的历史。     

岭·格萨尔形象的三个特征

《岭·格萨尔王传》史诗的主人公岭·格萨尔的生活原型虽然是历史人物,然而作为历史人物的岭·格萨尔与作为文学人物的岭·格萨尔既一脉相承．血肉相连．又不完全是一人．不可划上等号．因为史诗中的岭·格萨尔．已由历史人物升华为文学典型形象。     

亲历1976年“三·五“、“三·二五“事件

发生在30年前的那桩“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真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新闻志>中作了记载,那是<文汇报>和上级领导部门派人参与详细的调查、核实后认定的.我作为当时<文汇报>的报纸编辑主管,亲身经历了这次事件,虽然事隔多年,但往事犹历历在目.……     

告别天花：恶梦终结

1979年10月26日,是值得人类共同庆祝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来自“非洲之角”的索马里牧民阿里·毛·马林,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名天花病人。从此,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没有发现天花病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国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自己制定的宪法,也是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明确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任务、目的、和组织形式,同时规定工农劳动群众的各项基本权利.它是中国人民制订宪法的首次伟大尝试,对以后革命政权的立宪活动提出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探访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列维&#183;伊马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魔爪来到上海虹口,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家。如今。他的女儿莎拉&#183;伊马斯生活在上海。她时常会到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走走,也常说：“我出生在上海,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东北青年抗日中的“一二&#183;三0事件”

“一二&#183;三0”事件发生于1941年,是伪满政府对东北青年反满抗日组织的破坏事件。关于该抗日组织的政治背景,曾经引发一番争论,不明历史真相之人可能会将该事件与同时期发生的“贞星事件”相混淆,并将该青年组织误认为是国民党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国民党人士口述的材料中也有此误解。近几年来,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对“一二&#183;三0”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同时还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著书立说以缅怀过去。其中以郑新衡先生所著的《一二&#183;三零事件始末——东北青年反满抗H地下斗争史事纪》最能够反映东北青年地下抗日活动以及“一二&#183;三0”事件的全貌。     

尖阁列岛&#183;钓鱼岛争议

在讨论尖阁列岛&#183;钓鱼岛这一存在于日本与中国间的领土问题时,我想有必要先温习开拓20世纪历史的优秀先辈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智慧.……     

天水市麦积区元权

权衡,是古代测重量之器,类似现在的砝码和秤砣。《论语&#183;尧日》：“谨权量,审法度”。权：俗称“秤砣”、“秤锤”,是秤的对应物。《广雅&#183;释器》载：“锤谓之权”,又谓“秤”。《汉书&#183;律历志上》日：“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知物之重量。秤和权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基本的衡器形态,是近三千多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的衡量工具。     

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

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一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的提出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发了重大变化,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了,历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学上有一件轶事,对于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有启发的。这件轶事是——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 “富强之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