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民初央地关系走向与广东盐务双轨制的运作

盐务双轨制是指民国初年盐务运行中同时存在盐运司和稽核分所两套机构和制度。双轨制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盐运司牵制稽核分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使盐运司体制演变为地方截留盐税和与中央争夺财源的工具。南北对峙中,广东地方政府通过拉拢控制盐运使一职,或威胁干涉稽核制度,以此与中央展开博弈并套利。北京政府和稽核总所则为了维持自由贸易政策以保障盐务改革的成果,不断与地方大员和盐运司讨价还价。直到广东军政府控制盐税支配权,双轨体制终流于形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盐务双轨制在广东的运作不仅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走向,同时央地关系也左右着盐务双轨制的实际运作,由此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盐税体制。     

汉口盐商的兴衰

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武汉建立了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纲法”制度后,在武汉从事食盐交易活动的盐商们曾经历了“十里通津驻盐艘”的黄金时代.到抗战胜利后,改为自由经销,取消了凭票运盐的制度,运销业务才进入完全衰落的时期.1617年,明政府采用了盐法道袁应振的建议,建立了垄断食盐运销的“纲法”制度,使当时的武汉地区成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淮南“纲盐”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再分销至全省各州县和湖南湘、资、沅、澧四水各口岸.由于盐船都泊于汉正街附近的汉水一带,所以盐商们也就在汉正街附近觅屋居住,逐渐形成正式的街巷——淮盐巷.清代,淮盐运销办法是由官府发给“引凭”,每“引”可贩盐364斤.乾隆年间,户部规定湖北、湖南两省的淮盐都在汉口分销,故而汉口镇的“盐务一     

云南盐务当局答复地方参议会质询盐务问题史料选(一)

抗战后期,云南地区食盐黑市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各方关注。云南省参议会、省物价管理委员会、昆明市参议会、当地报纸等纷纷对盐务当局盐管制度提出质询,建议改革滇省盐政,变更销盐制度,开放食盐统制。本组史料集中反映了云南地方当局与中央盐务机关争夺地方盐政的经过情形。     

明清两淮盐务道员建置新考

盐务道员是明清政府为管理食盐产销设立的重要职官。万历末年,明廷为催征盐课以供辽饷,先后创设整饬、疏理两淮盐法道。天启以后,党争剧烈,道臣清理盐法成效不彰,崇祯朝致力恢复运司专管盐法的旧制。清代重新调整盐官制度,合并运使、盐道为“管盐法道运使”,又新设监管场产的“分巡盐务道”和职司岸销的“通省盐法道”。盐务道员由朝廷差遣官变为地方盐务机构,与专管盐课钱粮的运司衙门共同成为包衣盐差的直属办事机构。皇帝为独揽两淮利权,又令两江总督兼总理盐法,与包衣盐差相互制约。道光年间,盐差因整顿不力奉裁,盐政改归总督管理。咸同军兴以后,运司、盐道的职权被招商、督销等局侵夺,两淮利权遂归总督,成为晚清督臣专权的财政基础。     

云南盐务当局答复地方参议会质询盐务问题史料选(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抗战后期,云南地区食盐黑市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各方关注.云南省参议会、省物价管理委员会、昆明市参议会、当地报纸等纷纷对盐务当局盐管制度提出质询,建议改革滇省盐政,变更销盐制度,开放食盐统制.本组史料集中反映了云南地方当局与中央盐务机关争夺地方盐政的经过情形.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郭正忠金代的盐务机构,包括盐务专司和兼理衙署两大统系。盐务专司,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统管产销的诸盐使司、分司及其下属场务;二是负责运销或征税的盐运司、盐税院、盐钱局等;三是缉查私鹾的巡捕司。兼理盐...     

明朝盐课提举司的地方运作与制度变迁——以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为例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     

陶澍与包世臣关系探微

陶澍和包世臣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骨干,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他们开始突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利商”的思想和政策;并共同设计了对漕运、盐务等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改革,他们所推行的海运、票盐更是改革派的主要成果。同时,他们对当时货币危机的原因、对禁烟运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有共同的认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晚清时期淮盐总栈选址的历史地理考察

<正>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两淮盐务自身的管理漏洞以及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从而导致仪征淮盐总栈重新选址和内部整顿。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综合此前数任官员的两淮盐务治理经验,重新整合盐法、设立盐务章程、改建淮盐总栈,最终淮盐总栈移到仪征东南的十二圩普新洲,改“瓜洲淮盐总栈”为“仪征淮盐总栈”。本文将晚清时期淮盐总栈的选址问题和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相联系,希冀通过对研究区域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探求晚清时期区域环境变化的发展过程。     

晚清著名教育家莫与俦

在贵州文教发展史上,晚清出现了一位重要的著名人物,他就是对流誉至今的贵州遵义“沙滩文化”①及贵州独山“影山文化”②的奠基及流播卓有贡献的“清代著名的教育家”③、贵州独山市依族人氏莫与传。莫与诗（1763——1841）,字犹人,号杰夫,又号寿民。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次年联捷为进士,授庶吉士。嘉庆六年（180年）散馆后改官知县,先署四川茂州,后改任四川盐源。嘉庆九年（180年）荐任四川甲子科（即1804年）乡试同考官。不久父死,即返乡奔丧。服满后则以奉养老母为由留居乡里,在其旧居独山兔场辟“影山草堂”教育乡里子弟…     

黎培敬为盐务回复丁宝桢的两封信札

这两封信札是当时的贵州巡抚黎培敬亲笔书写,写于光绪四年（1878）的正月初四日和四月初九日。这段时间正是四川总督丁宝桢试点筹办黔边盐务的改革初期,双方督抚往来信函频繁。虽然该两封信札已被收录进《黎文肃公（培敬）遗书》中,但书中没有注明日期并有所删改。现将该两封信札的内容、注释提供给读者研究,增进人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行黔川盐“引斤”几何?

在贵州经济史上,食盐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古代史籍只是就盐荒景象作一些一般描绘,对食盐主要来源的川盐进口数字并无具体记载。清中叶以后,在某些地方志里间或有一点零星资料,但又大都以“引”(即盐务机关发给盐商购运食盐的凭证)计,很难给人以清晰的概念,特别是对“引斤”(即每一盐引所规定的单位重量)数量的注释,又往往互不     

1942—1945年间的粤东区食盐运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实行食盐专卖,粤东盐务管理局遵循盐专卖政策并结合自身特点,对食盐运销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改革,从而维持了盐运畅通,并保障了本区及湘、赣邻省的军需民食,还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盐价,对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清代盐政的两次改革看票盐法的形成

清代两淮盐务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淮盐务改革剔除积弊,振兴盐业,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清代两淮地区的盐政体制经历了从清初的纲盐制到道光年间的票盐制,继而发展成循环转运制的历程。本文通过探究法论述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两次盐法改革的过程与关系,以期廓清清代票盐法的形成过程。     

北京贵州会馆始末谈

我从1932年在北平念书约4年，当时学校在西城的太平湖，我住在附近的学生公寓，日常活动多在西南城至前门一带，故对于著名的琉璃厂、厂甸及几所贵州会馆所在的樱桃斜街、南横街等，至今犹有印象。贵州在北京建会馆，较之他省为迅，原因是贵州虽自明永乐11年即置省，但一切政治设施进展缓慢。以建学而言，灰试年间建立的只有贵州宣慰使司学及措州宽慰使司学两处（当时播州还属四川），到永乐时，始增设思南、思州、黎平、石吁、铜仁等府学，州、县学仍未普遍设立。故当时乡试名额很少，而且附试于湖广或云南。直至嘉靖16年（1537）丁酉科，…     

1981年陕北农村改革调查

<正>改革调查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首先从安徽凤阳县和肥西县两个地方开始。当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解决了过去人民公社体制当中“大锅饭”问题。刚开始改革推进得还比较顺利，农民要求非常强烈。1979年、1980年两年，随着整个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和农业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效果非常显著，可以用四个字来讲，就是势如破竹。到1981年春天的时候，农村改革已经在全国铺开了。当时党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允许农村改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于是中央政策层面上放松了，“紧箍咒”没了。     

试述金代黑龙江流域的盐业

金代的黑龙江流域食盐生产形式多样,肇州、乌古里石垒部和速频路分别为土盐、池盐和海盐产地.该区域盐法除了保留原有的盐税制度外,还吸纳了北宋中原地区的盐专卖法.其中,灶户制度、盐引制度、官定盐价以及划区销售在黑龙江流域都得到推行.在盐务管理上,盐场和盐使司分级负责,以及盐利岁额固定和盐官分办的管理模式在该区域亦被建立.金代将黑龙江流域与中原在行政管理上连成一体,女真族对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经营,以及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加强,都推动了黑龙江流域盐业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使金代成为黑龙江流域盐业发展的高潮时期.     

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

盐课归丁是指将原本征于专商的引课摊入地丁征收,使其成为一项田赋附加税,这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四川于雍正年间确立专商引岸制度,但自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不断有州县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推行盐课归丁改革。因此,清代四川的盐课归丁一直是在专商引岸制度的外壳下运行并不断推广的。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归丁州县的食盐督销考成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归丁州县还通过提高盐课摊征比率的方式取得不受户部控制的盐课余银,甚至与未归丁州县、盐道、商人通同作弊,改代废引,形成复杂的互利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财政状况。梳理川省盐课归丁的过程,对于理解传统时期盐政、赋税乃至地方行政等制度的实际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白军一○三师电台里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四年夏,贵州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等创建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被迫停止活动。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逮捕,“草原社”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缪震元和其他几个骨干,逃离毕节。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路过贵州,林青同志向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建立的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同志负责。为了要在军队中开展活动,省工委派丁沛生打入地方军一二一师任警卫连长,组织了两个连“哗变”。地下党员黄大陆当时任一○三师的师参谋长,通过他,省工委派邓止戈到一○三师任参谋,又派缪震元、周凤逸和王树艺到电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