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公安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徐子荣

徐子荣是公安战线上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对公安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建树。“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徐子荣是公安部几位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的(公安部还有四位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在文革初期也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1967年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采访

主动请缨去桃园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我在“文革”岁月中(上)

正当我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又展现蓬勃生机的时候,迷雾再一次笼罩祖国的葱茏大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前,我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 副部长,一直致力于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研发工作,文革中又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幸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指点,我才没有遭到大的厄运,犯大的错误,但回忆那段风雨历程,仍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电闪雷鸣风云变1965 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当时我的身心扑在氢弹研制上,对全国政治形势不甚了了。二机部党委要我负责在青海的核弹研究基地(即九院)的四清工作,我认为,该单位领…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最早是李昌于1979年向中央提出来的。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他向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了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赞同,两人就此事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文化部“五七”干校散记

“文革“期间,我在湖北省军区担任干部调配组长,同时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湖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党委书记张洪的秘书。因工作关系,经常去当时由省军区代管的设在咸宁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对干校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同在那里的诸多文化名人也有过接触和交往。现摘要回忆如下。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十年动乱”中我本人的一段经历,那就是1968年,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之命,担任了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并由后来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领导同志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其过程颇具传奇色彩。王洪文强行调千人周总理当面断“官司”我担任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追忆我的姨妈杨之华和表姐瞿独伊

杨之华（1900-1973）,妇女活动家,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妻子。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上海地委妇女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候补常委等职。1973年10月20日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7年得到平反昭雪。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本刊特邀杨之华外甥女吴幼英女士撰写文章,主要通过回忆杨之华的音容笑貌和为人处世,展现这位老一辈妇女运动先驱心怀大爱、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以及其女瞿独伊继承父母理想信念、一生淡薄名利的高尚品格。     

为“国民党少将副师长”平反

1975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和公安部文件,全国各监狱劳改队清理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宪人员,当时湖南各监狱劳改队专门召开释放大会,尤其是在押“政治犯”最多的湖南省一监狱,省公安局(“文革”前称公安厅,“文革”中的1973年,成立湖南省革委会公安局.1980年,恢复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编注)局长高文礼亲自到场,为释放人员颁发释放证明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在现场拍摄了纪录片.这一举措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话说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

张道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民国时期,他是贵州籍在国民政府中膺任最高职务的人之一。政务上他曾任交通部次长、内政部次长、教育部次长,去台湾又当选立法院院长;在党务上担任过组部部副部长、海外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长。除此外又担任过多种国民党内外的文艺要职。以至他在台去世后,报纸上多称其为反共的“文艺斗士”。然而,他的一生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总之,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增加了我们今天对之进行评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