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静观止:潘氏祖孙三代的鉴藏活动(上)

正一、烟云过眼潘奕隽祖孙几代人收藏的趣味,仍是明清传统一路,以书画、碑帖、古籍为主。因潘奕隽晚年名重江南,南北收藏家自四面八方来苏州,无不系舟花桥头,携古物上岸,登三松堂,访潘奕隽、潘世璜父子,入西圃,赏书画于须静斋。与古为徒的生活,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潘奕隽退隐之后,日渐增多,尽管《三松老人自订年谱》并未逐一详记,却也有一鳞半爪存焉。《潘氏三松堂书画记》《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虽说只提供了部分潘氏鉴藏活动部分数据,但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潘氏     

苏州“贵潘”与光福

<正>清代,苏州"贵潘"自从安徽来到苏州后,便与苏州太湖之滨的光福结下不解之缘,营坟墓、筑丙舍、建园林,曾经留下很多遗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多年间潘氏家族先后有535人葬在光福,足见与光福的关系有多特殊。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晓其遗迹者越来越少。为了编写地方志,笔者查阅民国十六年(1927)《大阜潘氏支谱》,寻找其家族在光福的遗迹,还原其中许     

清华大学藏“滂喜堂”甲骨的来源与朱柽之其人

<正>清华大学是国内收藏甲骨较多的单位之一。2006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网上展示了其收藏的部分甲骨,并介绍说:"馆内共收藏有甲骨1755块,兽骨233块。尤其以潘氏旧藏‘滂喜堂藏龟’令人瞩目。潘氏为苏州世家,以潘祖荫时收藏最富。潘祖荫,字     

昆曲：诗意苏州的多维写照

<正>朱栋霖教授在《苏州,引领江南风骚500年》中指出：“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有像苏州文化艺术那样丰博全面,又独特而典型,具有鲜明的吴文化—江南文化美学特色。”在苏州文化艺术里,昆曲是解读诗意苏州最重要的钥匙之一。苏州诗意盎然的景与人的背后,是不同于北方文化“先质而后文”的“质有而趣灵”,是审美精神的自我觉醒、刚柔并济的文化底色、雅俗共赏的兼容并蓄。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城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苏剧与江南文化

<正>苏剧是苏州的地方剧种,别名南词、对白南词、苏滩,由南词、昆曲、花鼓滩簧合流衍变而成,原是代言体戏文的素衣清唱。2006年,苏剧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江南是苏剧孕育发展的土壤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主要参考刘士林在《江南文化资源研究》^[1]中的划分方法,取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     

李鸿章杀降:“国情”与“公例”的冲突

正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清代时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     

“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展探微

2019年12月20日,苏州博物馆清代藏家系列展之最后一展"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拉开帷幕(图一),共展出吴门"贵潘"大房一支潘奕隽、潘世璜、潘遵祁、潘志万四世一脉所藏珍品约70件,展品以书画、碑帖为主,兼及文房小品,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可以说纯正地延续了明清传统文人之典雅趣味与文化精神。     

明清苏州府进士数量及分布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15%;而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苏州府考中的进士数量之多,为他府所不及。明清苏州府科甲如此兴盛,与苏州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从其内部分布来看,却极不均衡。本文对明清时期苏州府地区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等情况作了详尽分析,并初步探析了其进士总数众多的原因。     

江南四大才子墓冢今何在

正江南四大才子其实就是"吴中四才子"的演变,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四人。四人的生平《明史·文苑》中均有记载,都是吴县(今苏州)人,逝世后又均安葬在家乡苏州,但由于年代久远,又历经变迁,吴中四才子墓如今在何处呢?无可置疑的唐寅墓唐寅(1470~1 523),苏州人,字伯虎,又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

文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所绘《海洋图》的图文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对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顺天大兴黄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研究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之后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或许都起过作用,但对徽商这样一个商业群体来说,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商品和市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即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加以考察,徽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稳定占有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经营的商品也摆脱了原籍的局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徽商获得食盐营销的特权,并以此迅速致富.徽商的最终衰落也在于市场的丧失和商品落后.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