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大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英勇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她们争取男女平等教育、主张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参与政治,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清”、“牝鸡不司晨”等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

在20世纪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的内涵被多次重构。旧劳工史家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把“阶级”视为在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60到80年代美国的新劳工史家在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究阶级。他们反对“阶级”的结构化定义,重视工人自身在“阶级”形成中的能动性,但是,这种“社会转向”也让阶级研究变得碎片化。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们把种族、性别等分析范畴嵌入劳工史研究,从而解构了“阶级”概念的确定性,将其变为一个不稳定的、模糊不清的“社会和话语构造物”。随着“阶级”概念被多次重构,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劳工史中的重要性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有“性学教父”之称的潘绥铭即将退休了,在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     

史学的伦理承担——沦陷时期陈垣着述中的“表微”机制

卢沟桥事变後，滞留于北平的史学家陈垣是士林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出处进退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象徵性。本文试图进入修辞的层面，细读陈垣沦陷时期的着作，关注的不是他处理的历史对象，而是史家自身的心事怀抱。从刻意倒填年月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到可以作政治史来读的“宗教三书”，再到“不徒考据而已”的《通监胡注表微》，这一时期陈垣的着作中都含有某种“表微”机制。所谓“表微”，即史家有感於当下的处境，援古证今。然其涉及的古事与今事，及与史家当时的心事未必能严丝合缝地勾连在一起。与其遵循陈垣在《通监胡注表微》中演示的读法，阐发其文字间的微言大义，不如将“表微”视为一种修辞策略，一套史法，解析这种表达装置的内部构造与动力机制。     

游民文化值得研究

近读王学泰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得以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尚有另一个被史家所忽略的由游民群体组成的游民社会及其类同“三国气”“水浒气”的意识形态。据王学泰所论,游民主要是指那些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居所不定亦无固定谋生手段,多在城乡间游动。其中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活或艰辛经历。游民多数以出卖劳力为主,也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佣四业不居,而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者。游民中包含少数流氓地痞等腐败分子;一些知识分子突破宗法网络,流浪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对“新失业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近年来,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失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社会就业形势因新失业人群的增加而愈发显得严峻。随着“新失业群体”比例的增加,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和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李若建谣言是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

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本文认     

清代“扬州八怪”的艺术创新及其启示

清代从初期到晚期,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均发生了剧烈变化,深刻影响着绘画领域的发展和变革,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画派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但与此同时,江南地区部分带有民主思想、对现实不满的画家不愿墨守成规、一味因袭模仿,于是努力挣脱正统画风的束缚,在绘画上另辟蹊径,形成了“扬州八怪”这一画派。他们坚持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师法自然,借绘画抒发不同的情感和个性,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新气象,对今天的艺术创新也有着深远的启示。     

要让“安全”与“秩序”优先于GDP

安徽劣质奶粉事件曝光后,山东、江西、浙江、辽宁、四川等地在市场检查中也陆续发现同品牌奶粉和其它不合格奶粉;重庆“4.16”特大氯气泄漏事故发生后,贵阳等地也发生氯气泄漏……这是怎么了?难道案件、事故也能大家“约”好了“扎堆儿”发生?通过“扎堆儿”现象,可给目前流行的地方政府工作模式和方式概括如下特点:非得把乱子闹大以至闹出人命,才能引起“高度重视”;非得别的地方把事情闹大,本地才会将同类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非得中央政府发了话甚至检查组将至,本地才会行动起来。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安全和秩序,这大抵应是…     

养士之风与淮南狱

养士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当时,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各国纷纷“变法”求强,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士人”是社会变革中最活跃的阶层,一国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士人的去留,“六国之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王充《论衡·效力篇》)。这样,各国争相养士,养士之风蔚然兴起。养士之风有二股:一是国君养士之风,有为的国君,欲变法求强,不得不礼士尚贤,大养士人。如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     

"史德"新论

文人与史家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才、学、识,而在于是否具备史德。章学诚不同于刘知几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史识看作最高标准,而是在史识之上又设置了更高的规定,即用史德来约束和规范史识。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章学诚的“史德”是一个封闭性概念,它主要是对史家的职业性要求,最多只涉及到一些对统治伦理的维护和承诺。而“新史德”则是一个开放性范畴,它更多地要求史家对公众和社会承担一种必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内涵不在于轻易认同什么,而在于严肃质疑什么。新史德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道义。     

我的“问题”学生

单亲家庭的学生或因享受不到充分的家庭温暖,或因社会的某种偏见,或因其家庭的经济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往往会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心理现象及行为特征。我们称他们为“问题”学生。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等级性质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人们的社会位置、相互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中,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等级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