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宪运动新探

1920、1921年间,江苏省人士发起了要求制定江苏省宪法的省宪运动。学术界对于江苏省宪运动的研究,均只是提及江苏省议会的活动,而且是一语带过,而忽略了江苏省宪运动的首倡者——苏社,苏社是江苏省精英为谋发展江苏省地方自治而成立的组织。苏社不仅是江苏省宪运动的首倡者,还拟定了一部具有省宪法性质的法案——《江苏省制草案》。本文全面论述了1920、1921年间的江苏省宪运动。     

在中学推广三人制篮球的必要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不断发辰,校园三人制篮球赛也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尤其是在中学的课外体育活动中,三人制篮球赛已经成为落实"键康第—"体育指导思想的重要实施项目。但是,除一线城市外,很多地方中学都没能推广,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推广这一运动的必要性。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出版

由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纂的《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一书已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正式出版。该书系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清季民国康区藏族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的姊妹篇,共收录稿本、抄本或市面上少见的资料共13部,是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社会、经济等历史的珍贵资料。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刘赞廷与近代康区方志编修

刘赞廷在近代康区方志编修史上有重要贡献。他任职康区期间,依据档案、公牍、文史资料,加之其考察所得,编修出数量颇丰的康区方志,据统计共36种。所修志书可信度较高,体例编排较为合理,多有填补空白之作。这些志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及现实价值。     

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

抗战时期食糖专卖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川康区原有的蔗糖价格生成机制。由于蔗糖价格不仅与战时经济统制、国家税收休戚相关,也同蔗农、制糖商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蔗糖定价机制的转变最终导致蔗农、制糖商与食糖专卖局之间发生利益纠葛,甚至演变为"官民"纷争。经过多次博弈与角力,在地方政府居中协调下方使各方之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此一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抗战特殊时期协调国计与民生内在关系的紧张与矛盾。     

诺那呼图克图弘法活动研究

1923年冬,诺那呼图克图从拉萨狱中逃脱,经后藏辗转至尼泊尔、印度等国,再经香港由海路抵达上海。1924年冬,赴北京谒见段祺瑞,开启在内地十余载的弘法活动。1936年5月,在甘孜圆寂。诺那呼图克图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组建驻京办事处,参加佛教团体,曾应邀赴多省启建法会,前往佛学研究机构讲经,组织密教经典的翻译出版和汉藏僧侣往来交流,又宣抚康边民众,解缓康藏紧张局势,推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发展,维系了康区社会秩序稳定。     

康区频现“纠纷”与土司制度的联系

清朝康区情况比较复杂,频仍出现"纠纷",众所周知的有:"瞻对事件"、"大小金川事件"、"杂谷事件""巴塘事件""理塘事件"等。并且就连在吐蕃时期的奴隶大起义,也是先发迹于朵康地区。笔者考虑,这些事件在康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本文试图对其根源作一剖析。     

南京临时政府的省制筹议

南京临时政府对省制的筹议,因立意与目的不同,以清帝退位为界,大致可分为两阶段:在前一阶段,因为施政受到各省掣肘,南京临时政府本诸中央集权主义,试图厘定省制,划分其与各省之间权限;在后一阶段,临时政府对于省制的筹议,主要为了防范袁世凯形成专制。前一阶段的省制筹议,因为南北和议实现统一而终止。后一阶段的省制设计,则与袁世凯省制主张存在诸多歧异,引发激烈政争,并制约了北迁后的临时政府对于省制难题的解决。     

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

本文主要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旨在证明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与发展,经营时期上,集中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经营地域方面,以甘孜藏区为中心,向周围渗透;康区反洋教斗争具有多重性;康区外国教会在本质上,无疑扮演着西方列强侵略康藏地区先锋角色,但开办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等,又在客观上有积极的作用。     

嘉惠学界的民国康藏研究期刊集成——评《<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

作为藏族传统的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一,康区在地域上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自唐宋以来,一直是联结西藏与内地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枢纽地带。尤其是清朝民国时期,在边疆政局日趋危殆之下,康区更被世人视为影响汉藏民族及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政治关系走向的关键性区域。在藏事波折起伏之时,晚清政府以固川为保藏之计,着意强化经营康区,为后世"治藏必先安康"思想之滥觞。纵贯近代,风云迭起的康藏之事,俨然成为     

何以共和：民国时期省制争议中的学理与政争

近代以来,省制问题争议不断,各种省制理论自成一家,各类省制方案层出不穷,朝野间也历经了无数次的唇枪舌剑。这些争议背后,呈现了近代国家转型时期中西不同政治话语的混杂,更反映出不同政治派别特定的政治诉求,从而构成了省制问题中学理与政争交错的复杂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

在1930年代的康、青、藏边界战争中,相关各方均在不同程度上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操弄着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康、青军阀较战前更进一步扩充和巩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西藏地方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边疆战争中失去了1918年所占据的康区大片土地.而国民政府在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多项边疆议题则由于康、青、藏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略谈藏族绘画《格萨尔王传》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自从佛教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汉、藏地区的佛教绘画艺术亦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藏族人民在印度佛教艺术基础上,结合我国固有传统艺术,创造出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藏族绘画艺术。 藏族绘画称为唐喀,主要分为藏区和康区两大派。西藏派简称藏区画,西康派简称康区画。藏区画以拉萨、日喀则、江孜为最佳,青海画亦归入这一派。康区画以甘孜、炉霍、巴塘为最佳。藏区画色彩明快,线条流畅,山川、花卉、鸟兽、交织和谐,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国民政府时期康区现代教育研究综述

康区新式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初步形成于北洋军阀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特别是西康建省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康区现代教育的研究对于今天民族地区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该领域的研究资料较多,但目前研究还未能很好的展开。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废止时间考

南京政府于 2 0世纪 30年代所创设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民国地方政制史上行政层级介于省制之下、县制之上的重要制度变革 ,也是中国地方政制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 ,它上承历史上郡、府、州、道制 ,下启当代中国之专员区制度。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地方制度变革的探讨 ,与南京政府推行的新县制研究相比 ,显得相当冷落 ①。迄今 ,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例如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是何时被废止的 ?其废止原因是什么 ?等等。在此 ,笔者仅就专员制何时废止这一问题作一考析。自 30年代初逐步推行的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何时废…     

民国时期浙江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1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民国时期。其行政区划前期(北京政府时期,1927年前)是省、道、县三级制,中后期(南京政府时期,1927年后)是省、县二级制。     

民国时期浙江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1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民国时期。其行政区划前期(tL京政府时期,1927年前)是省、道、县三级制,中后期(南京政府时期,1927年后)是省、县二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