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论颇多的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等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推动证据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骨龄鉴定法律规制的思考与建议

司法实践中,骨龄鉴定在特定的情形下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年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法律规制的层面来看,我国关于骨龄鉴定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无法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骨龄鉴定的实践运用呈现混乱状态,我们在立法上应赋予骨龄鉴定意见有限的证据能力,做到有法可依,同时,立足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符合刑事诉讼要求并满足现实需要的鉴定制度,以便司法工作人员将骨龄鉴定意见正确、科学地应用于刑事诉讼。     

论电子合同中的电子错误

随着电子商务广泛应用,人们通过缔结电子合同进行交易越来越多,同时也使电子合同交易中由于电子错误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对电子错误的内涵进行界定?电子错误发生后法律上应如何处理?以及如何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确立我国电子错误法律规则?就急需理论对其作出应有回应。     

对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问题的探讨

商事登记制度,是国家登记主管机关依据法律对商主体的设立、变更、终止资格进行确认的制度。当前,在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立法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改进并完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既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严肃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人权保障理念。明确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更加突出地强调保障人权。虽然我国在立法方面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保障,但由于长时间受“重实体、轻规范,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观念和法律控制理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侦查讯问、收集证据等环节主观臆断、有罪推定、滥用强制措施变相羁押或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屡禁不止。本文就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的意义、人权保障制度实现之障碍及落实并执行人权保障制度之途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人权保障这一理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浅谈中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责任规定问题

法律责任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古老的学术研究问题。从立法、司法和执法,到公民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主要是围绕对法律责任的认识以及如何追究责任展开的。法律责任的明确和运用是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甚至引导法治实践的重要环节。本文就围绕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责任规定的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浅谈中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责任规定问题

法律责任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古老的学术研究问题。从立法、司法和执法,到公民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主要是围绕对法律责任的认识以及如何追究责任展开的。法律责任的明确和运用是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甚至引导法治实践的重要环节。本文就围绕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责任规定的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民初惩罚女性性犯罪的法律问题

民国初年,国家对女性性犯罪的惩罚较前有所减轻。大理院通过一系列的解释例,对女性的通奸、重婚等性犯罪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强化女性性犯罪的告诉权;强调"无告诉权不理"、"律无处罚正文,即不为罪"等办案原则,对女性的性犯罪案件进行相应的宽宥处理。但在法律解释及司法实践中,北洋政府却也加强了对女性性犯罪的严格控制。     

“无有力之反证”与“发现真相”——试析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审判理念冲突

近代司法史研究,偏重于全国及理论层面,缺少具体生动的案例来展现地方形势各异的司法运行实态。档案显示,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存在一种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与最高法院以证据为中心的真相发现原则相对立。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北京,各地法院为此甚至遭到司法行政部的严厉斥责。其原因除了司法体系不完善和法官人才缺乏外,更在于本土社会的缓慢变迁与法律的疾速移植之间不对应,多数法官们的思想转变跟不上司法知识的更新速度,导致其在实践中与最高法院出现司法理念上的断裂。在法律移植初期,这是正常的现象,需要法律精英们有预见、有计划、有策略地应对。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应对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民商事活动的参与者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然而,在民事司法活动中却频频出现利用虚假诉讼、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获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这种不法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也严重扰乱了法院的司法活动。如何对此类违法行为予以防范和制裁,是理论和实践都需十分重视的问题。本文拟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发一家之言。     

两岸文物展览交流司法扣押豁免问题研究

文物的司法扣押豁免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已非新鲜事物,但直到现在仍然是困扰着大陆与台湾地区文物展览交流的核心法律障碍。本文通过对比目前两岸立法现状,分析司法扣押豁免在两岸文物展览交流中的特殊性,努力寻找符合当前国情的解决方式,在有限的制度设计空间内,充分考虑两岸对这一问题的接受程度,尽量设计出符合两岸需求的解决路径。     

浅论我国不作为医疗侵权制度的完善

有关不作为医疗侵权的案例在我国屡见不鲜,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在解决不作为医疗侵权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论述了有选择性地借鉴机会丧失理论和期待权侵害理论,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我国个人财产申报法律制度

现行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为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由于此法在立法上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导致该法的适用性不强。笔者针对此问题,从此罪设立的正当性方面,对我国设立个人财产中报制度的必要性和应包括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走私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对策

走私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面临执法困境。应当借助刑法总则中关于“连续犯”的构想,设立“徐行犯”打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同时,着重对单位犯进行资格刑配置,“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改变走私犯罪“数额犯”的立法模式,引进“逃税比例”作为定罪量刑的另一标准,从而使走私罪成为“数额犯”和“比例犯”的统一体。     

行政程序的证据制度

随着“行动国”的出现,行政权,由行政领域扩展到一定的“立法”、“司法”领域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依法行政、依法控权、保障人权是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产生、确立、发展的内推力,实行不同于现行司法证据规则的证据体系,确立行政程序证据的本质及特性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有助于行政行为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合法与合理的衔接,促进社会和谐。     

论我国夫妻财产分割原则

社会发展带动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公民财产日益丰富,夫妻财产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显得更为复杂。同时,法律的滞后性决定法律不可能穷尽夫妻财产分割的各个方面。因此,合理科学的制定夫妻财产分割原则,以弥补法律滞后出现的空白,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原则规定进行分析,并适当对比国外立法,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     

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一点想法

描述和分析当代法律职业伦理所遭遇的困境,法律职业道德为什么重要?这是在法律业内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目前在道德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某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氛围,就使得人们在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时,在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政策倾向。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司法公正,这不仅需要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同时要有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去执行法律。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顺利进行。如何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怎样摆脱时政对司法的过多影响。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考察

近年来,中共中央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采取了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以及在全民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等有力举措,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法制队伍素质不断增强;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迅速;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显著提高。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立法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执法方式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体制有待于进一步改革;法律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增强等。     

论劳动教养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其运行机制与我国宪法等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要求存在诸多矛盾。本文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在于司法化,应当按照法定原则、比例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等法治的普遍原则进行立法,并从理论、程序和实体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劳动教养立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