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失卒年小考

合失为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之子,是当时的汗位候选者之一。此前,笔者曾撰《也谈合失》,主要根据道教史料,提供了合失襄赞宋德方主持编纂《道藏》,及其有关汗位继承人的一些信息。①这里,笔者再根据一通道教碑文讨论一下合失的卒年问题。皇帝圣旨里,依旧行东宫事也可合敦大皇后     

赣宁之役档案史料

赣宁之役是民初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次公布的史料计２件：一为第十混成旅施从滨部战斗详报;二为第二军炮兵处阵中日记。不仅可补充已公布的赣宁之役有关史料之不足,对研究军阀混战及施从滨个人活动等问题也有裨益。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有关宋人笔记中唐五代科学史料的几个问题

宋人笔记中许多有关唐五代的科举史料,这些史料是如何采择而来的？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价值？笔者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史料主要来源于唐五代人旧籍和“父史师友相与谈说”,金石碑刻等;其特点是兼有辨证考据,考镜源流,借古喻今;具有纠正史之误,补正史之阙等价值。     

明清史料的搜集与利用——以《王氏之死》为例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史料资源。这些史料资源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反映的历史现象,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非前代所能比拟。因此,本文拟以《王氏之死》为例,来浅要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资源。     

念史料搜集与整理——以不死药为例

不死药是中国传统长生不老思想的物质反映,但是史学界对之关注较少,以不死药为题材的研究成果鲜见。因此对不死药的史料做一初步的搜集与整理势为必要。本文对不死药的史料做了初步的搜集并且加以梳理,并以此为契机,浅谈下对史料搜集与整理的肤浅认识。     

近百年来中国土司制度的史料整理研究

史料可谓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进行史料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工作,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先生就此问题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研究土司制度自然也离不开相关史料。《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三代实录及相关地方志自然是     

论史料

史料是一种语言,对史料性质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元分析”。只有在史料系统内部,史料才具有客观性。史料的客观性是一种语言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是运用史料的规范性,即语言游戏的规则性。史料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假关系。史料不能直接产生理论,但可以充分限制理论;史料虽不能肯定什么理论是好的,但可以肯定什么理论是不好的。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亚历山大史料的五种传统

史料问题是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复杂、最吸引人的问题。亚历山大的史学史是通过史料、残篇、记忆、推测之复杂混合而逐渐形成的。这些材料有不同的风格,总体上可分为赞成亚历山大的传统和反对亚历山大的传统。具体而言,可以把亚历山大的史料分为良好传统、通俗传统、反亚历山大传统、道德传统、东方传统等五种类型。以史家的眼光来看,这些价值各不相同的史料使人们有着更多的解释与想像空间。     

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述评CSSCI

约自"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进入了现代意义研究阶段。20世纪初,以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为代表的相关史著,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研究,无论是文字史料还是实物史料,中国的相关研究都出现了飞跃,居于了国际领先地位。回顾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历程,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宋代《日历》纂修考

本文通过对宋修《日历》之相关问题的考察,认为宋修《日历》始于建国之初而不是开宝年间;宋代《日历》的史料来源主要是《起居注》、《时政记》、诸司供报材料、《宣谕圣语》及人物的墓志、行状等。北宋《日历》之修时断时续,事无巨细地汇集史料、连续不断地编纂是南宋纂修《日历》的一大特点。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论文献史料的特质

文献史料是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史料,也是历史认识的基础之一。它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被赋予了认识主体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献史料不断解构与建构,文献史料及其记载的历史本体的内容也具有了重构的特质。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文献史料则扮演着历史本体和认识主体以外的第三者的角色——中介客体,这与上述特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文献史料的本质特征。     

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以兰克的实证主义为例

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第一手档案,并进行有力的史料批判,进一步消除混淆视听的主观臆断史学,从而还历史以真正的面目。     

走近冼星海

在中国,冼星海的名字和他的歌曲家喻户晓。近几年在筹建冼星海纪念馆的过程中,不时有同志提出一些有关冼星海历史的“实证”问题,笔者拟根据目前的史料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张修府日记》手稿及其史料价值举例

清人<张修府日记>为未刊稿本,罕为人知.日记内容极其丰富,记载了大量太平军、捻军、哥老会等斗争史料、同治光绪时期湖南名人交游宦迹及湖南地方资料等等,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文章举例揭示之.     

北宋《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与缺误

北宋《学士年表》是关于宋代翰林学士与学士院的基本史料之一。北宋《学士年表》的整理者当为南宋入洪遵,其系统记录了北宋翰林学士的名次及官职迁转,据之可对《宋史》进行补充和正误。然而《年表》亦存在颇多疏失、讹误与体例的混乱,如王著、李昉、张方平等曾再任翰林学士而《年表》失载,李穆、宋白、苏易简等任翰林学士年月《年表》所记有误,翰林学士们是否曾任承旨、侍讲、侍读《年表》或载或否。如能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依《学士年表》的架构对其逐条作以正补,当能更好地发挥《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学界研究宋代翰林学士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