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

帝制中國的國家決策機制,在明代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爲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並行的複合機制。其中較晚出現的廷議制度,是一種比較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新機制,具有近代決策機制的若干重要特徵。經過不斷改進,廷議在明代後期日趨完善,在國家決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爲帝制中國國家決策機制發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於妥善處理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關係的手段尚未形成,這種複合機制在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未能發展成爲一種更加有效的國家決策機制。     

哈佛大學所藏《山東學政阮芸臺示生童書目》考論

<正>阮元是清代學術史、教育史上勳績卓著的大家,近現代相關論著指不勝屈。在相關基礎文獻的整理方面,以《揅經室集》的版本梳理以及集外佚作的補輯工作最爲突出~①,爲相關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不過阮元著述豐富,漏檢失察者在所難免。筆者在對清代學政的研究中發現,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今存《山東學政阮芸臺示生童書目》(以下簡稱《書目》。上海圖書館亦     

總理衙門的奏摺流轉及其權力運作

晚清的總理衙門有着嚴格的公文處理及檔案修纂制度,它排斥書吏,由章京全程參與,避免了書吏操持政務帶來的弊端。作爲總理衙門最重要公文書的奏摺,有着優先於其他部院的地位,辦理程序尤其嚴格。總理衙門大臣爲起草文稿定調,總辦章京負責收發並及時向大臣報告處理情況,協調大臣之間的意見,向管股章京分配起草事宜。管股章京從清檔房章京升級而來,熟悉本署業務及各類公文,保證總理衙門的文書得以及時處理,政務不至於遲滯。奏摺在上遞前,須交由全體大臣一致畫稿通過纔能發出,這意味着文稿必須走中間路線,犧牲質量,規避容易引起爭議的觀點。     

再論唐代的宣徽使

大曆(766—779)末年,唐設立宣徽院,由宦官任使,負責君王的娱樂活動,在內司中地位較低。此後,宣徽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至唐末,成爲地位僅次於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參與中樞決策的內使。宣徽使與掌庶務內司的聯繫並不密切,並非內諸司的領導。唐代內諸司没有形成獨立的政令-事務體系。它們處於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的指揮下,協同運作。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唐代的光署錢問題探略

<正>筆者二十餘年前曾撰有《唐代的光署錢與五代的光臺錢和光省錢》的讀書雜記,收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中1。當時主要討論了唐代三署(三省和御史臺)的光署錢和五代時期的光臺錢、光省錢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學界對唐中後期三署官這一群體研究的深入,爲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在舊文中提出《舊唐書·陸扆傳》出現的三署,指的是《舊五代史·職官志》中殷鵬所説的三署,即北省(中書、門下兩省)、南宫(尚書省)、憲臺(御史臺)。其後李錦綉、     

北宋皇位繼承的地理術數“觀察”與“預言”

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地調查,認爲北宋山陵選址的術數方法並非單純的五音姓利之術,還包括了地形選擇等方法。而由此引起的山陵疑案,則是宋初皇位繼承中"燭影斧聲"的注腳,它表明太祖、太宗兩系的競爭一直是北宋皇位繼承中湧動的暗流。同時,北宋山陵的空間佈局,以宣祖、太祖的永安陵、永昌陵爲一組,太宗永熙陵以後諸陵爲一組。無論從術數還是皇權的角度看,太宗永熙陵纔是中心。此外,地理術數既是解決北宋皇帝後嗣不足煩惱的神秘力量,也是借此掩蓋皇室醜聞的最佳藉口。它既用來解決國家禮儀問題,同時也是皇位繼承與朝政鬥爭的重要資源,權術與法術融爲一體。     

北宋仁宗朝的集议

本文在厘清北宋前中期集议制度形成与变化基础上,旨在呈现仁宗朝政务决策如何围绕集议展开运转的实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决策方式的调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议活动鼎盛时期,它从前期继承的集议有两种：一是唐五代以来以讨论礼乐典章为主的尚书省集议;二是宋代新出现的、讨论专门政务以供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决策的有司集议。当时尚书省集议的功能逐渐被有司集议取代,并在多部门集议基础上,形成以两制、台谏为核心的稳定议事军体,集议流程趋于完善。集议为宰执以外的官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变了宋初以来君主或二府独断的决策方式。     

西南師範學院圖書舘概况

(一)沿革:一九五○年八月,西南師範學院奉令籌備初建,即以原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和原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一部份爲基礎,合併擴充;所以我舘也是上述兩學院圖書舘合併而成的。現在的藏書,除了新近自購和收受的贈書以外,完全是兩院舊藏;而舊藏蟲囓霉爛,破損甚多,以前限於人力物     

東漢的“殿中”和“禁中”

東漢南北宫整體呈"囙"形,宫牆之内有殿牆,由端門、神虎門、雲龍門等殿門出入,其内爲"殿中"。殿中區域以德陽、崇德、雲臺、嘉德等殿爲中心,又有朝堂、尚書臺、侍中寺、蘭臺、符節臺、謁者臺等機構,由光禄勳所領郎官宿衛。"禁中"在"殿中"深處,有牆相隔,由"禁門"出入,士人一般不得居止其中。"殿中"、"禁中"以"某某殿"爲中心的院落都稱"省",其中事務由宦官負責,"給事省闥"的中常侍、小黄門尤爲重要。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辦公都在"禁中",與殿中官員及公卿大臣溝通不便,爲宦官干政創造了條件。     

由清華簡三篇論《逸周書》在後世的改動

清華簡《皇門》、《祭公之顧命》和《命訓》的內容與《逸周書》同名三篇大體相符。通過簡本和今本之間的對勘,可以發現古人整理古文字寫本《逸周書》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脫字與衍文等問題。本文參考清人以來總結的古書疑義條例,於語言文字層面討論《逸周書》在後世整理時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和語法的誤解;於文獻層面討論衍文和脫文。根據文字誤釋的可能時代,推測今本最早整理於西漢。以字詞誤讀爲線索,釋讀《尚書·盤庚》一則。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浙江省立嘉興圖書舘

浙江省立嘉興圖書舘是一個新生的圖書舘。書藏的基礎是以前的縣立嘉興圖書舘殘存舊書和新撥的一千冊新文化書籍。全舘職員六人,工友一人。雖然條件很差,但自五○年四月成立以來,全體工作人員發揮積極性、創造性,在八個月內做了不少事情,頗有一些可供參考的。該舘首先確定:一個圖書舘是否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要看它閱覽工作做的好不好,爲讀者服務的程度如何。肯定了方向,他們大力展開羣眾工作。在舘內:與讀者聯繫,了解他們的文化程度,給他們介紹書報,帮助他們查卡片,研究問題;舉辦展覽兩次;吸引讀者,組織十二個讀書小組,輔導讀者。在舘外:利用假期,在人煙稠密之處,舉行流動閱覽。在市區內,特設兩個流通書庫。在樂橋小學與鳴陽門小學,借存兒童圖書。配合冬學試辦鄉村流通站。到民豐造紙廠,絹紡廠,文教幹校,舉辦舘外圖片展覽。該舘尚在草創階段,爲了搞好工作展開業務,努力與較大較有成績的圖書舘建立聯繫,吸取經驗,虛心學習,因而避免了走不少歪路。例如:關於工作制度,是參考浙江省立圖書舘的規章後訂立的;關於編目問題,經常與國立南京圖書舘聯系,並派員前往參觀;關於資料索引分類以及兒童閱覽等問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摒擋須仗舌辯——蔡鈞與晚清地方對外交涉

蔡鈞早年在廣東出仕,後長期在廣東、兩江、福建等地辦理地方外交事務。數十年對外交涉事務處理中積累的經驗,使其形成了一套外事風格和手段。即在平日多與聯絡親善的感情基礎,以公法、條約爲依托的理論準備和實際談判中的話術、技巧。根據自己的交涉經歷,蔡鈞撰寫了《外交辯難》一書,展現了地方外交實踐的細節,不過書中也使用了不少敍事策略,以達到矜功的宣傳效果。在近代中外交往頻繁的背景下,蔡鈞這樣的地方中下級官員,參與到各種外交活動中,實際上又與晚清外交的"摒擋"理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對建立農村圖書室的幾點意見

建立農村圖書室,是配合民校、識字班、讀報組等學習組織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政治水平的一種方式,中央人民出版總署特地編集了一套通俗的"讀運叢書",由新华書店以半價配售給農民,並以此作為建立農村圖書室的基礎。現皖北各地新華書店支店,已在各级黨委宣傳部,政府文教部門的配合與幫助下,開始建立工作。這里僅就手頭材料及一些零星經驗的初步整理,以供各地在工作中     

我們的流動圖書站工作

解放後,我國圖書館十分重視主動地把書送給讀者,特別是自從蘇聯的流動圖書館工作介紹到我國之後,一般公共圖書館已先後開展了圖書流通站一類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現在它已經是使圖書在群衆中最廣泛最迅速地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爲工人服務、爲生産建設服務上它成爲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