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硬伤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时曾问鲁迅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说出是“周作人”。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周作人的学识一度被多数人认为超过了鲁迅。 他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苦雨斋是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梦想的圣地,他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乌篷船》、《买墨小记》、《冷开水》则让无数中国文人包括梁实秋和余秋雨感叹无法望其项背。     

周作人的两个学生和弟子

一、周作人“四大弟子”中的沈启无《语丝》时期周作人“苦雨斋”的弟子,一向有“四大弟子”之说,即俞平伯、冯文炳（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不过周作人从来不承认这“世间的传说”,以为“此话绝对不确”,原因是他无意自立门派,其实是不想树大招风。而传说中的“四大弟子”也并非俱“弟子”出身,且四人亦流品     

作者更正

１９９８年６月,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同年第２期发表的《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依据公开发表的多种有关史料,使用了“汉奸戈定远”的提法。文章刊出后编辑部告诉笔者,有关方面认为,戈定远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派往伪军部队,从事对投敌的原西北军军官的反间工作,不作汉奸论。戈定远出任伪职乃从事反间工作的说法,是笔者前所未闻的,其所依据的个人档案资料由于不对外公开,故迄今为止笔者一直未能看到。但为尊重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对“汉奸戈定远”的提法予以更正。特此说…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竟然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地改造老旧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平等,行新政,用新人,开新课。蔡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同乡前辈,民国元年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鲁迅招入教育部门工作,现在又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来教希腊文学和古英文,都是他的知人善任。周作人幼年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但是他对正统的东西没有兴趣,喜欢涉猎传说传奇,笑话谣谚,风土民情,草木虫鱼…     

"吃苦茶":大师晚年好窘迫

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周作人却因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戴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他与海外的联系仅止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     

有关张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中日交涉的一组史料

本组史料主要记载了张群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川樾茂等人历次会谈情形以及有关的对日交涉情况。其所涉及的内容除“成都事件”外还包括中日间关于航空协定、共同“防共”、华北冀东伪组织处理等多项问题。这些文件表明了此期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已趋于强硬,是研究抗战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上海滩报界闻人张竹平

提起旧上海报界闻人,谁人不识张竹平,他是江苏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投身报业后,一直想出人头地,1912年报界巨子史量才接办《申报》,张竹平出任该报经理,初试锋芒。《申报》在史量才时代飞跃发展,张运用了很多方法,如发行“星期增刊”,奉送“宣传新闻”等为报纸拉销路,为此立了汗马功劳,也有了名气。张从此雄心大发,立誓胜过史量才。1929年他接手经营《时事新报》后,即辞去了《申报》经理之职,从此与史量才分道扬镳。     

毛泽东:“读点鲁迅”

正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     

徐玉诺与周作人的交往

徐玉诺与周作人的交往鲁汉论及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必提起周作人,而他与家居河南鲁山的＂五四＂诗人徐玉诺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周作人小品集《恬适人生》中,有《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一文。文中有＂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     

秀才军阀吴佩孚

一方面,他镇压过京汉铁路大罢工,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工人的鲜血;一方面,在敌伪的威胁利诱面前,他拒绝出任伪职,表现了凛然民族大节。这就是吴佩孚,民国上将军、直系军阀的首领。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上)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于１９２１年８ 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发 表,离不开“创造社”。这一诗集的发表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的永恒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这部诗歌大大风光了一番,并将胡适的（尝试集）比得有些暗淡。在近代“新诗”的探索方面,胡适与周作人耕耘播种而郭沫若则开花结果。“薄有名声”之后,郭沫若对自己的医学,就兴趣不是很高。这种不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耳朵有严重的重听,不适合再做医生,二是自己的文学创造有了成就,极大地吸引着他的精神。 “创造社”的创立,是…     

闻一多《易·泰卦》“匏瓜”说新证

闻一多先生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以继承、发展、创新的观点全面地研究了《周易》,其成果,便是他遇害后由朱自清先生编入《闻一多全集》中的《周易义证类纂》。闻先生在该文的前言中说: 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 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根据这些原则,他将《周易义证类纂》分成“有关经济事类、有关社会事类、有关心灵事类”三大类。类下又分“器用、服饰、农业、刑法、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二十一项。仅从他的这种分类上,便不难看出他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把《周易》从“玄境”拉回到“人境”中来。     

王克敏与王揖唐：翁婿汉奸大争斗

王克敏与王揖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醉心于权术,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还一度携手出任伪职,于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在其携手的过程中,有时相互利用,有时狼狈为奸,但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相互争斗。     

史家注史：朱绍侯先生与《今注本二十四史》

今注本《宋书》的校注,是朱绍侯先生学术生涯最后二十多年花费心力甚多、至为牵挂的学术事业。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则和鲜明特色。今注本《宋书》以人名、地名、职官、典故、制度等作为注释重点,强调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展开校勘和注释,注重版本的改误纠谬,史实的正义疏通,史料的补充增益。今注本《宋书》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具有开创性的正史文献整理作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注释最为全面的一部《宋书》。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力,丰富的项目组织管理经验,是朱先生胜任主编一职并完成《宋书》校注的两个重要因素。朱先生是“史家注史”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始终支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各项工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作人是什么样的人？

读周作人的文章,深觉他可爱。带着维护和偏袒之情再来读这本传记,觉得他的可爱又近前了一步,是活生生的了。鲁迅是大哥,从儿时起,就雄赳赳气昂昂,冲锋陷阵义不容辞。周作人则完全是一副“顺从的好说话的二弟”的形象。他的混沌和温吞,保护了他的敦厚和吞仁慈,不比鲁迅总有作为长子的种种敏感和尖锐。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吴缜的校勘学成就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稽评欧阳修、宋祁官修《新唐书》,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历来褒贬不一,但从校勘学角度评价,仍应予充分肯定。他提出的“校勘之职”的独到见解,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所完善的本校法,缜密科学,现已成为重要的校勘方法之一;他撰专书而不是夹在注释中,系统而不是零碎地稽评当代名家欧、宋之作“正史”,同时,细分门目,使史书考订带上条理类例的特点,又有开导风气的意义;他的校勘成果,后人广泛加以利用,实为《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有功之臣。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周作人之“苦”

“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土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陈望道：信仰的味道比糖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讲信仰的味道、信仰的感召、信仰的力量。陈望道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1920年,他在翻译这本书时。妈妈为他准备了红糖和粽子,并三番五次地在屋外催他吃．后来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