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再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论

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在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以“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观论纲）的论文①。在这篇论文中,我对正统观产生的理论基础,正统观的内涵、历史意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其后两年有余的时间,我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在（论纲）的基础上,演绎成五章十三节约十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随着分析研究之深入,我深感此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和史学观念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深信由此出发能够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朱熹理学与元初的正统论

正统论的讨论与社会现实政治状况和时代思潮是紧密相连的。南宋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正统论,既与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有一定关系,但更是社会现实对他们影响的结果。他们对魏蜀正统的讨论、正统标准的界定和元朝的正统的态度,都体现了夷夏观念在他们思想中的地位,反映了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论元代史学的成就

元代史学的成就及其特点,往往披人们所忽视。在出版的几部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对元代史学的成就,皆着墨不多,虽然也提到元代的史学的一些方面,但大多是附于所谓“正统”王朝之后,或分见于某些章节的段落中夹叙夹议,缺乏对元朝时期史学的系统介绍和给予以应有的篇幅。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朝代,它是继辽、夏、金和南宋等局部地方政权而统治全国的正统王朝,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入主而排除其王朝的正统的合法性和继承性。它是由长期分裂割据而走上统一的时期;它是多民族封建国家在政治上呈现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继续巩固和加强的时期;它是一个幅员广大,在中国史和亚洲史上由弱变强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应以旧史家的观点去对待元朝,更不应以此对待元代     

司马光、王夫之与梁启超的反正统论思想

正正统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影响至深,"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①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争论的焦点②,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史家都曾对正统论有所议论,绝大部分的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正统论的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家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否定正统论的传统史家中,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是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史学思想当中可以窥探出反正统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历程,以及正统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牢固性。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