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基于齐夫法则的江苏省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研究

借用齐夫法则研究了江苏省近10年的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并与差异度变化加以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规模分布均基本遵循齐夫定律,与差异度变化趋势也相一致;无标度区范围均呈扩大趋势,规模结构逐步得到优化。但两者也有不同点:(1)前者从局部单分形演变为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而后者则从局部单分形→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局部单分形→双分形;(2)前者是先呈帕雷托模式后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后几年标度区一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标度区二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3)前者的规模变差是先扩大后缩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规模变差略有波动,后几年两个标度区之间的差距稍有扩大,但各标度区内部的规模变差却呈缩小趋势。齐夫法则可为分析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提供新的定量方法。     

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可以从理论上认识,也可以从历史上认识。从历史上认识,最重要的是弄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事业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只要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9年的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前者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后者是开创并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前者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基础,就没有后者的飞速发展;后者是前者的继承、扬弃和完善,没有后者的改革开放,前者也难以为继。前后两个29年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内在地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之下。     

长株潭地区聚落空间演化及其与耕地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2000年、2005年及2010年的遥感影像图进行解译,得到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法和空间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聚落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聚落与耕地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聚落的面积、数量规模和分布密度加速扩大,集中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聚落空间演化的自然动因是低地平原指向,而社会动因是人口规模的变化;提出耕地与聚落面积比指数(K)概念,根据K值的大小可以将耕地与聚落的空间组合关系分为3类地区:耕地资源紧缺区、耕地资源平衡区、耕地资源盈余区;聚落与耕地的空间转移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持续稳定型和动态变化型;长沙市周边耕地转为聚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聚落空间扩张对耕地的影响存在一个空间临界点,城市化速度越快,临界点的位置距离聚落越远。     

传承性视角下乡村聚落历史时空格局特征及演化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在采用地名志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解读连州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连州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即已设立,后随南北交通线和区域开发进程演变,在时间上,可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以明清时期增长最快。在空间分布上,连州市乡村聚落具备空间传承性,连州镇是连州市乡村聚落增长的核心,各时期乡村聚落密度最大的乡镇均位于市域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聚落密度较小者集中于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东部高山区。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地理条件、移民、交通、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等五个方面对连州市乡村聚落建立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一张名泉文化景观之网 济南名泉的价值与挑战漫谈

正济南泉水曾经进入过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但是显然,从遗产基本识别特征和条件看,济南名泉的文化特征太明显了。经过多次讨论,目前形成了从文化景观角度申遗的共识。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申遗,面临着诸多挑战。冷泉:文化景观的自然前提济南名泉申遗具有挑战性,首先申遗类型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做济南芙蓉街历史街区规划。当时发现,这里是自然泉水、人工挖掘的井泉密集区域和城市、聚落环境密切结合的     

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瘟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瘟疫的传播形成影响。但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聚落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宝墩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研究城市起源的重要因子。通过对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聚落遗址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可知宝墩文化一期始现聚落级差,二期形成以宝墩城址为一级中心聚落的组聚落,三期实现一级中心聚落的转移并形成以郫县古城为中心聚落的又一个组聚落。宝墩文化聚落级差化的发展彰显了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时结合国内外早期城市理论分析,宝墩文化已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吉林省青铜时期聚落地理研究

吉林省青铜时期聚落地理研究王妙发一前言本文以行政区域而非自然地理区域为考察对象，是因为本文的全部资料来源《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以下简称为《吉林》）①是以省为单位提供的相关研究材料。照理说聚落地理学角度的观察，本来以自然地理区域为背景是最正常的...     

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

本期刊发的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认为聚落考古一般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二是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作者认为。能否用聚落考古的观念去思考和组织田野考古工作,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浅析曹操《蒿里行》一诗产生的背景

曹操的《蒿里行》一诗作于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曹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建安四年曹操攻打袁绍,反映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是关东(函谷关以东)诸军与关西(函谷关以西)军阀的战争,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袁绍,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董卓;二是关东诸军之间的互相攻杀,在这一阶段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等势力。     

[漫话中华文明起源]之十一——“女娲神话传说”与“史前洪水”

在地球人类悠久、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一向把自然世界的“洪水猛兽”视为对人类生命的最严重威胁。后者是由于蛰伏在山野和森林中的猛兽对人类儿女个体生命的袭击而形成;而前者则是由于持续不断、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和滔滔洪水从山野丘陵之间铺天盖地、波涛滚滚地倾     

从“游群”到“城市”:“聚落考古”的自然基础

聚落作为常见的人类集群形式,为人们多样的反复的行为提供了场所,也是目前考古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人群栖居形态经历了从居无定所到形成定居聚落、城市的历程,并形成了游群、村落、城邦等不同人群的集群模式。长期以来,认识人类群体结构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网络科学的进展,社会结构的自然量化特征开始逐渐显现,被解构为离散分布的层次序列。人类集群规模和形式既是社会分层的自然基础,也是新政治行为、政治逻辑的实践过程。这些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空间—社会关系是理解聚落内社会关系异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为认识不同规模聚落内的社会组织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聚落内空间-社会关系的治理路径和结构为不同形式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内在支撑。     

论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

自“五四”以来,每当论者就中西文化特征作比较时,常见列出若干个对照项目,展示其异质或异趣特性。诸如: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强调和谐统一,后者强调竞争与分离;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重农抑商,后者重工重商,前者重人治,后者重法治;前者尚专制,后者尚民主;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等。直观地看,这类比较似乎颇有道理,但如认真校诸于史实,就难以令人信服。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虽也可以举出一些依据,但人们也可从《易经》和《论语》等等典籍和众多史书中列举出一大批实例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主动而非主静的;而且,不少西方     

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

<正>目次一序言二商文化因素三周文化因素四西戎文化因素五早期秦文化的形成一序言早期秦文化是指西周至春秋前期,或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秦文化的很多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文化来源问题引人关注,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年的探索历程。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早期秦文化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主要为西周中期,以清水李崖遗址为代表,其遗存可称为李崖型;后者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包括礼县西山坪、大堡子     

唐代禁杀思想传播的两种渠道及其影响

在唐代,禁杀受到两方面的推行。一是佛教的传播,二是朝廷推行。前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信众与佛教之间形成互动。民众在接受禁杀思想过程中不断改造佛教教义,将其世俗化、实用化。后者则因朝廷运用行政权威自上而下强令推行,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其中屠夫渔夫首当其冲。朝廷的政策引起部分儒家官员的不满,要求停废禁屠断捕令,将国事转移至民生之上。     

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

<正>目次一遗存的时空架构二聚落布局及其阶段性变化三从盘龙城看商代城市布局的若干问题盘龙城是夏商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包括城址、大型建筑与墓葬等高等级遗存,保护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多年的考古工作表明,盘龙城遗址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多个岗地上,并由此构成一个遗址群,其外在形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大型遗址颇不相同~[1]。因此,研究盘龙城聚落的布局     

论宋代基层区划: 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正>为了研究西辽河流域的史前聚落遗址,在与赤峰和朝阳两市文物局、敖汉旗史前文化博物馆、建平县博物馆等单位接洽后,我们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于2019年4月赴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朝阳市等地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田野考古调查。尽管团队成员均为建筑学（设计）专业背景,与考古学可谓“隔行如隔山”。但若从聚落形态、聚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实体（遗存）及其背后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学科,均讲究所谓“透物见人”,其区别仅在于研究时段的早晚和视角、方法的差异。因此,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徽州传统聚落文化空间结构认知研究

徽州传统聚落是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从文化景观的视角对徽州传统聚落进行文化空间结构认知研究,发现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徽州传统聚落文化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徽商为徽州传统聚的落形成、发展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极具特色的风水术的应用展示了徽州传统聚落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充分体现了物质建筑与精神文化的巧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