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领导中国党的工作已经9个月了。在这9个月期间,远东局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中国党的某个策略,确实为中国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它经常暴露出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和选择不正确的策略。中央不止一次地同它进行过认真的辩论,这之后,这些错误的东西,一些被抛弃了,对另一些错误,它默默地承认了中央的观点,但对其余的错误,它至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当时中国党中央认为,远东局观点上的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性的,不成熟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出现的,虽然同远东局就每个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争论,但是没有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含糊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及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奥斯藤：我们再来看记录。在最后的指责中,李立三说,在我们的决议中区分了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其同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是中共党史以及它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中一个具有突出特点和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学者有关这一事件的专题研究,至少已进行了将近10年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一事件的复杂背景及其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建立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除参加汉口会议外,始终坐镇上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人协商,领导整个起义工作。本文试根据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及其它相关资料,对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认为,李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是共产国际派遣的,而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邀请的。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李德到达中国后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确是情报部门,但其对中国的工作性质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德是被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的,任务是整理中国苏区的军事报告,供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进行有关决策参考;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协助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导中国苏区的军事行动。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经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的,不是应博古邀请而去的。     

文件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

立三：1．在远东局的决议中,讲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反对右倾和特别是反对调和主义决议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值得我们注意。但仅在一句话中提到反对左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很不够的。说到中国共产党,在远东局的决议中指出。中央在以下三点上犯了“右倾”错误：关于富农,决议说：“党的领导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农村阶层和资本家阶层之间有根本的不同。”⑥这纯属歪曲。我同共产国际执     

陈独秀研究二题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开除彭述之等出党,开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这在中国共运史上是空前的;在第三国际史(1919-1943)上也是特例,这是后来史称为“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造次。其实,1929年的中国托派仅处在反对共产国际援华政策的层面上,还没有直接干扰中共的政策和策略的可以称之为组织行为的活动,那么为何要用开除党籍来惩罚这位中国其产党的创始人呢?     

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一事件被赫鲁晓夫视为中共进行的“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同前两个历史决议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1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从总体上把握我们党百年历程中制定的这三个历史决议及相关重要文献。     

中共五大路线未能贯彻执行原因之我见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的紧急形势下,为着研究和制订中共在紧急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会后并未得到实施。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妨碍了中共五大路线的贯彻执行,以致于中共五大没有担负起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上述观点是失之偏颇的。笔者认为应从这条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去加以分析,中共五大路线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此后又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反对,使之最终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第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国民党进行。这就决     

两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基础

在党的历史上,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即1945年4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都起到了总结历史经     

史料译文里的人名误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对一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有错误。现在举几例如下。“张石宽”应该是周士观第161号文件,即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其中第1项说：（1941年）2月22日晚上,中国小党开会,未邀请我们参加。     

政治局会议处理的一段“三角恋”

彭述之（1895—1983）,又名张次南,湖南隆回县人,中共早期领导人,1921年冬入党,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共四大、五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委员。然而这位中共早期的风云人物,后来却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1929年,又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共“左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经历坎坷,漂泊海外,了此一生。他一生有过两次恋爱经历,其中第一次与向警予的恋爱风波尤其引人注目。     

隐藏的记忆：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

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这是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1929年6月,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此后,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在1929年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在1930年转以武装暴动的激进方式来传递。从1931开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逐渐从中共“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到1932年已基本消退。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及其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