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毛文龙与《輶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

毛文龙(1576—1629年),字振南,明末辽东的驻军将领,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自一六二一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起,围绕着如何评价镇江之役、东江的战略地位及明朝应否在东江设镇和袁崇焕是否枉杀毛文龙等问题,在明朝统治阶级内部曾不断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毛文龙给后金汗皇太极的书信公诸于世之后,史学界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张伯桢认为《毛文龙书信》是毛文龙私通后金的铁证;孟森认为《毛文龙书     

毛文龙研究献疑三题

毛文龙是明末辽东前线一名重要的军事将领,在明清战争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三百多年来,围绕着毛文龙抗金(清)斗争的功过以及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是非曲直,学术界与民间一直争论不休。本文选择"毛文龙是否阉党"、"毛文龙是否欺罔冒功"、"毛文龙是否虚兵冒饷"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对毛文龙的功过作详细辨析,并分析这三个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影响历史事实判断的主客观相关因素,希望借此将毛文龙案的研究引向更深入的领域。     

浪孛儿罕事件与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觉醒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女真毛怜卫都督佥事浪孛儿罕被朝鲜世祖诱杀,此事件发生之后,女真人开始了针对朝鲜的斗争。一方面们向明朝廷报告了这一事件,另一方面面对朝鲜世祖对女真的侵扰,逐渐形成联合抵抗朝鲜的局面。与此同时,女真人也出现了向建州、海西迁徙靠扰的趋势。这一事件的发生,增强了女真人对国家和民族归属的认识,也增强了他们自信自强精神的升华,从后来满洲族对朝鲜关系的处理原则看,浪氏事件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局限于中国史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利用朝鲜文献,探讨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朝鲜双边外交问题以及明期对后金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干预问题等等。     

我收藏的朝鲜000000号样钞

笔者收藏有6张不同版别的朝鲜样钞,两三年前购自北京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分别为朝鲜1959年第二套纸币的50（图1）、100（图2）朝圆券,1978年第三套纸币的10朝圆券（图3）和1992年第四套纸币的1（图4）、50（图5）和100（图6）朝圆券。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清末民初中日两国的朝鲜族教育政策之一侧面--以"间岛"垦民教育会的教育活动为中心

存在于1910-1914年的朝鲜族自治组织——“间岛”垦民教育会（垦教会）,在延边地区获得了沟通中国官府与朝鲜族的中介地位,并取得了参与设立官立朝鲜族学校、自己设立学校以及管理私立学校之权限。于是,垦教会在扩大朝鲜族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实施爱国（朝鲜）教育,进而促进中国的朝鲜民族同一性的形成。然而,清末民初,正是中国民族国家开始铸造之时,民族主义需要的国家权力必须是没有竞争的权力。在此情况下,垦教会与延吉府之间的冲突随之而起,垦教会被解散。本文考察了垦教会如何对应中国的朝鲜族教育政策的同时,解明了该会如何利用中日两国的矛盾,对朝鲜族实施民族教育问题。     

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

建州女真与朝鲜毗邻．所以当努尔哈赤起兵后势力不断强大,便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严密注视。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观察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本详细陈列了朝鲜使臣出使建州后的观感记述,反映了当时朝鲜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关系。     

试析毛文龙与毛家军

毛文龙是明末辽东的驻军将领,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驻守皮岛后他领导的毛家军势力不断扩大和发展,对后金军不断进行骚扰打击,使后金西进受到很多牵制。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相互攻杀兼并,在兼并斗争中,毛家军几大将领,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被迫走上降后金道路,成为后金定鼎中原的中枢力量。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朝鲜族 粉红色的典雅

中国朝鲜族的先民,是早先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三省的朝鲜人。17世纪末,朝鲜全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朝鲜北部首次出现了携家眷、牵牛马而潜居我国东北谋生的现象。至19世纪后半期．朝鲜族在中国的历史正式开始,清光绪七年（1881年）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朝鲜古近代货币简史

朝鲜古、近代的版图,包括今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称北朝鲜）和大韩民国（曾称南朝鲜）,总面积约22万km^2,北与中国毗邻,东北与俄罗斯接壤,西濒黄海,东临日本海,是一个典型的半岛古国。     

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猛哥帖木儿与朝鲜关系述略

从顺事朝鲜到游离于明廷与朝鲜之间 ,猛哥帖木儿与朝鲜的关系也从和睦走向分裂。在明朝全面经营女真地区以前 ,猛哥帖木儿接受朝鲜赐与的印信官职 ,并通过互市、朝贡等方式密切双方关系。明设建州卫后 ,猛哥帖木儿兼受明与朝鲜的官职 ,但关系的重心已转移到明廷方面 ,这使朝鲜通过招抚猛哥帖木儿等部进而向北扩充领土的意图受到遏制。对此 ,朝鲜一面极力笼络猛哥帖木儿 ;一面又恐其壮大 ,不时地予以经济上的压制和军事上的打击。加之建州卫、毛怜卫及建州左卫所部女真人常常寇掠朝鲜边境 ,致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 ,以破裂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