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与丽日关系

高丽王朝(936~1392年)的四百余年间,与中国政权建立了以"事大"为宗旨的外交关系,而与东邻日本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着安孝大王十一年(1223年)五月倭寇入侵金州,高丽的倭寇之患开始。高丽王朝在积极防御和打击倭寇的同时,开始向日本国派遣使节,两国开始了官方接触。元征日本之后,丽日关系出现低谷,但是随着倭寇入侵的加剧,高丽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倭寇入侵促进了高丽王朝同日本的官方交往与联系。     

明初福建倭寇研究

明初洪武年间,福建多次遭受倭寇劫掠,直至永乐年间倭患才逐渐平息。为抵御倭寇骚扰,福建沿海各地建造大量海船,同时设置卫所、水寨,构筑海防体系。永乐以后,福建海防体系开始败坏,统治者多次整治也无济于事,最终使得嘉靖年间倭寇肆虐福建。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明季永春军屯与汤城村史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屯田事业最发达时期。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国皇帝朱元璋采纳户部尚书赵勉的建议,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①。从此,明代军屯便在全国大规模推开。福建省永春县的军屯,从洪武年间     

治边之才戴耀

明万历年间,日本大肆入侵朝鲜。朝鲜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五月,倭寇首领丰臣秀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国王李盼沉缅于酒色中,军备松弛,敌军逼近,望风皆溃,他令次子李珲摄国事,自己则弃城逃到平壤。七月,朝鲜兵部令本国官兵驻扎险要之地,等待朝廷派兵,还号召全国勤王,以图恢复。倭寇占领了京城,劫走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八道几乎都被吞没,并且大有渡鸭绿江之势,朝鲜向大明请援的使臣络绎于道。明王朝认为朝鲜为“国之藩篱,在所必争”。万历二十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南兵大举援朝。万历二十一年,光复平壤、开城,收复汉江以南千里之地。丰臣秀吉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明朝和丰臣秀吉议和失败,日本又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再次发兵援助朝鲜。     

斡朵里部何时南迁

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斡朵里部曾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迁徙。在这四次较大的迁徙中,有关首次南迁的文献记载缺乏,因而其存疑问题较多,如南迁的时间、路线、地点等。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斡朵里部首次南迁的时间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斡朵里部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斡朵里部的南迁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明朝于斡朵里设置三万卫的事件有关。和田清从其说。我     

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土家兵

非同一般的五重战阵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与海盗汪直、徐海勾结,屡犯江浙州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不得安。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朝廷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浙军务,荡平倭寇。张经很清楚,     

《洪武京城图志》版本考

《洪武京城图志》1卷,明朝礼部纂修。因编纂于明朝洪武年间,习称《洪武志》;又因内容是关于都城南京的图志,故名《京城图志》。     

关于嘉靖朝“倭寇”的几个问题

关于嘉靖朝“倭寇”的几个问题刁书仁十六世纪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震撼了明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很有必要进行探讨。一、所谓嘉靖年间＂倭寇＂的质疑中国十七世纪以来成书的一些专门记述嘉靖年间所谓＂倭寇＂的历史著作中,把当时不...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

明朝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曾以"日本国王良怀"为主要对象,中国史籍所载这位"良怀",实为一度掌控过九州地方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而在他被北朝足利幕府击败之后,仍然有以"良怀"的名义来明朝朝贡者。怀良的"虚像",不能解释为明太祖固守华夷意识催生的结果,实应视为明、日双方共同构建的交涉装置,而朱元璋对日本的连续"却贡",在客观上为日本由分立转向统一提供了良性的国际条件。     

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

１５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入侵中国,大肆进行掠夺。沿海军民或被杀戮,或被俘获并转卖至日本。针对倭祸的蔓延,明朝政府极力筹划海防,组织御倭。在此背景下,辽东总兵官刘江于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奉命出击,大破倭寇于望海（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祸稍息。在被掳的军民中,有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被送归,有的还被安排在被俘前所供职的沿海卫所,继续为海防而效命。     

担当和尚诗书画艺术评价

担当和尚,俗姓唐,名泰字大来,云南晋宁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终年八十一岁,是明清间名噪一时的诗人和书画家。其优秀作品,使沉寂的云南艺苑,增添了丰硕的成果。云南自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和建立“卫所”后,从中原招募来的兵士约十四万人,并规定要带家属,所以大约共有三十万人左右。后来再加上了大姓的谪戍,大批官吏的派遣,使得大量的汉族人口(达到三百万)迁徙到了云南,就在这种客观情况之下,大大传播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洪武十七年,云南开始建立学校,永乐九年开科举仕,因此明朝二百七十多年间,云南人才辈出,得与中原相抗     

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土家兵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与海盗汪直、徐海勾结,屡犯江浙州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不得安。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朝廷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浙军务,荡平倭寇。张经很清楚,当时,江浙的官军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敢与倭寇交战。短兵相接,“须动用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精兵”。因张经曾任过湖广总督,深知湖南土家兵精良,训练有素,勇猛敢死,最善近战。     

天地会攻占九龙寨城史实考订

九龙寨城(简称九龙城)位于九龙半岛白鹤山南麓,该地在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官富寨、官富九龙寨和九龙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设置了官富巡检司,衙署即在该地,其管辖范围与目前的香港地区大体相同。清朝康熙年间,衙署迁往深圳的赤尾村。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岛被英国正式割占,九龙半岛地位岌岌可危。清政府便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将     

元末明初东亚倭患与“倭寇外交”研究的新视野

正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在日本,南北朝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     

明代东南沿海的倭乱

一近读陈鸣鐘同志的「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一文(发表于「新史学通讯」一九五五年二月号),引起我对明代的倭乱,作进一步的考证。倭寇的骚扰明代东南沿海,在朱元璋(太祖)时代,已伏下祸根;所以明史上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后来遭祸最惨酷的宁波、台州,也在这个时期,先受到了倭寇掳掠的苦痛;因此明史日本列传又说:「良怀气沮……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馀。以(洪武)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赐良怀大统(?)。」这儿所说的良怀,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说的怀良亲王。因为日本历史上说:「元亡,明興,其使屡来求通聘。时怀良亲王在肥后,延见之,约为鄰交。」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明洪武初年赴日使者之交涉活动

正在明朝初期,亦即日本南北朝后期的中日交涉中,洪武三年(1370年)的赴日使者赵秩,成功地促成了掌控九州的怀良亲王向明朝遣使朝贡。而在日本史料的记载中,怀良遣使之后,赵秩的身影又出现在了连接九州和本州岛的周防地区,且和当地贵族及僧侣均有接触。洪武五年,明朝为回应怀良使节,再度派出使者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两位僧人。而当他们到达九州时,怀良所据守的太宰府已被足利幕府的将领今川了俊率军包围,明使一行亦被扣留。受困期     

新见六首曹学佺题赠册封琉球使诗

中琉关系,由来已久.明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①是中琉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口嵩)矢.洪武二十八年(1395),琉球中山王察度薨.永乐元年(1403),其世子武宁遣侄讣告中国.     

福建巡抚陈瑸与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陈瑸先后主政台湾、福建,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福建巡抚。其在灵活处理台湾海防与海禁的关系中,表现出极强的海防意识,并找到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清廷对其提出的策略多有采纳,对制定台湾海防策略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学界研究其治闽、治台期间事迹,多褒颂其为官之操行,甚少涉及其在台湾海防方面的功绩与贡献。通过梳理其主政期间所采取的海防之策,以及其对清廷海禁政策的灵活处理,可窥探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一步理清台湾陷入两难困境的背后原因:一是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二是与全国边防体系的部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