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博物馆藏摩尼教文献

亚洲博物馆(Asiatic Museum)藏摩尼教文献研究的发韧者是1890年至1916年间曾任该馆馆长的塞尔曼(Carl Germanovich Salemann,1849-1916年)院士."20世纪初,即在塞尔曼临终之前,他对出自新疆和敦煌的一些摩尼教写本进行了研究.这些分别用中古伊朗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写就的摩尼教文献残片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中典藏数量可观,此外还有汉文和回鹊文摩尼教文献.②塞尔曼提出了用希伯来方块字转写摩尼教文献的方案.     

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研究述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相继出土了多件摩尼教文献,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波斯文等,为丝绸之路沿线摩尼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涌现出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汉文写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三经,即《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和《摩尼教残经》,此外,则主要关注于《老子化胡经》和《佛性经》。对回鹘文写本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摩尼教徒忏悔词》《牟羽可汗入教记》《摩尼教寺院文书》等。新近发现的霞浦摩尼教文献,明显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可谓敦煌学的新延展;福建摩尼教由回鹘僧人所传,同样也可谓回鹘摩尼教研究的新延展。     

元《选真寺记》碑考略

文章对元代温州地区摩尼教活动的惟一实物史料《选真寺记》碑进行了考证释读,指出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第二处摩尼教遗址,对研究宋元时期摩尼教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代福州摩尼教盛行

最近,福州台江区浦西福寿宫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世界宗教研究所等的国内权威专家学者正式确认为摩尼教寺院遗址,这是福州地区目前唯一被确认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庙里所藏的“明教文佛”也被认定是全国迄今发现的惟一尊摩尼教佛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见《福州晚报》2C03年5月8日报道）。摩尼教寺院及摩尼教佛像遗存为何会出现在远离摩尼教发源地的福州？经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发现,历史上,特别是在宋代,福州地区摩尼教盛行,摩尼教在福州拥有很大的势力,因而遗留下了摩尼教的遗存。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牟羽可汗,是回纥汗国的第三代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使维吾尔族的古代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他把摩尼教传入回纥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维吾尔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回纥的历史,研究回纥中的摩尼教,我们都不能避开对牟羽可汗及其与摩尼教关系的研究。     

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

本文認爲敦煌寫本《佛性經》屬漢語摩尼教文獻,對摩尼教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該文獻第八品殘餘部分所呈現的關於摩尼教聽者靈魂淨化、解脱的"七—五"數字結構在漢語及其他各種語言的摩尼教文獻及圖像資料中廣泛存在,這一數字結構貫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體現了摩尼教的傳教策略。     

高昌故城摩尼教绢画中的十字架与冠式——以勒柯克吐鲁番发掘品中的一幅绢画为例

勒柯克在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遗址发掘出的一份摩尼教绢画中绘有十字架,它与新疆、敦煌等地发现的景教十字架极为相似。图像中残存的礼拜童子及供养人画像与同一时期常见的摩尼教人物画有所不同,表现出的景教色彩甚至大于摩尼教,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在吸收景教的同时,试图尽力调和二者间的不同,甚至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景教的服饰和仪轨,而非简单地将耶稣置换成摩尼教神祇。通过对这幅摩尼教绢画中十字架与冠式的解读,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摩尼教兼容并蓄的特点。     

《回鹘摩尼教研究》

正摩尼教形成于3世纪的波斯,繁荣昌盛于8~11世纪的回鹘。借由回鹘的力量,摩尼教在唐朝境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漠北回鹘汗国的崩溃和部众的西迁,回鹘摩尼教一度繁荣于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地区,于12世纪末以后销声匿迹;向南一支潜入福建、浙江,发展成为具有华化特点的霞浦摩尼教,至今一脉不绝。本书作者杨富学从事回鹘摩尼教研究30年不辍,特别关注地下出土的考古新资料和胡汉语古文献,     

敦煌遗书《佛性经》残片考

本文认为敦煌遗书中新发,晃的《佛性经》残片为佛教化摩尼教典籍,或是以摩尼教思想为核心,掺杂佛教因素的具有混合性质的经典。该《佛性经》即《开元录》卷一八所载伪经《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本文并就《佛性经》第八品残文所表现的摩尼教解脱观和轮回观进行了梳理研究。     

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自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福州、福清、屏南、晋江等地发现了多种摩尼教科仪书、摩尼教造像和多种文物,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至今已历十岁,诸多学者发表论文已逾百篇,从历史、文献、语言、艺术、宗教等各领域各角度对霞浦摩尼教展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国内学者林悟殊、杨富学、包朗用力较勤,国外以马小鹤、吉田丰、康高宝(Kosa Gabor)和古乐慈(Z.Gulacsi)等贡献尤多,可以看出,近年的研究成绩固然巨大,亦同样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诚当综而述之评之,以为后来学者之镜鉴。     

对《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一文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本通过对《英山毕舁碑与淮南摩尼教》一中所依据的一些碑刻、墓志及相关献的原进行审读后,结合其研究所得,认为唐碑《重岩寺记》不能证明英山县在唐代就有摩尼教寺;毕舁墓碑上的“神主”一词不是摩尼教祖师的专称;毕舁夫妇并非胡族,也不是粟胡商人和回鹘摩尼师的后裔;毕昇墓碑镌刻的日月图形与摩尼教信仰无关,而是反映了我国古代道家的阴阳思想和儒家的伦理观念,属汉族思想化的传承。     

敦煌遺書《佛性經》殘片考

本文認爲敦煌遺書中新發現的《佛性經》殘片爲佛教化摩尼教典籍,或是以摩尼教思想爲核心,摻雜佛教因素的具有混合性質的經典。該《佛性經》即《開元錄》卷一八所載僞經《彌勒摩尼佛說開悟佛性經》。本文並就《佛性經》第八品殘文所表現的摩尼教解脫觀和輪迴觀進行了梳理研究。     

摩尼教“拂多誕”名辨

摩尼教"拂多誕"一詞,西方學界認爲音譯自胡語的教階稱謂。本文在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藉助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法,探討該詞產生的歷史真相,解讀該詞的意蘊。認爲其乃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認可摩尼教在華傳播的產物,原係其時朝廷爲覲見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號,而被摩尼教團作爲第二教階的漢文稱謂。     

唐开元二十年禁断摩尼教原因辨析

7世纪末,摩尼教得到唐朝统治者的首肯,正式传入中原。但至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令禁止该教在汉人中传播。由於史料缺载,摩尼教被禁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开元二十年前後密教僧人的活动为线索,综合考察了当时的社会宗教现实,并就密教经文、基本教义和仪轨与摩尼教进行比较,认为唐朝统治者可能是在比对两教经文後,模糊了摩尼教与佛教的本质区别,在密僧的唆使下,认为前者伪称佛教,惑乱民众,才颁下禁令。     

摩尼教对佛教术语的融摄

摩尼教是一个起源于波斯的世界性宗教,在产生和发展阶段时借鉴许多西方宗教思想,其传播过程中又吸收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多种宗教因素而形成的。当摩尼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与中原地区佛教流行这一特定的宗教历史环境相协调,大量吸收佛教各方面因素以便于传教,甚至不惜披上佛教的外衣,亦可说摩尼教入华后已经是佛化的摩尼教。     

摩尼教“拂多诞”名辨

摩尼教“拂多诞”一词,西方学界认为音译自胡语的教阶称谓。本文在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藉助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法,探讨该词产生的历史真相,解读该词的意蕴。认为其乃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认可摩尼教在华传播的产物,原系其时朝廷为觐见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号,而被摩尼教团作为第二教阶的汉文称谓。     

吐鲁番摩尼教题跋中的"国王"

正如汤杰罗(A．van Tongerloo)在《摩尼教寺院卷(Manichaean Monastery Scroll)》①中所言,在吐鲁番绿洲发现的回鹘摩尼教献中很少有叙及高昌回鹘王国寺院,述及历史事件和当时国王的献也数量有限。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残卷中还有一些内容不清,至今无法明     

关于回鹘摩尼教的几个问题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被排挤到东方的摩尼教在中亚广素的土地上得以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所周知,摩尼教之传入回鹘,时在公元762至763年间,并被定为国教,这在摩尼教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众多的吐鲁番、敦煌出土物中,有不少摩尼教文献,向人们昭示着古代摩尼教在吐鲁番、敦爆及其周边地区的繁荣。由于摩尼教在中亚的信徒多为粟特人、伊朗人和回鹘人,故今存文献大部分都用伊朗或回鹘语文写成。后者有很多已由勒柯克（AvonLeCoq）、邦格（W．Bang）和葛玛丽（AvonGabain）等先后刊市。这些文书少数为非回骼的突厥人撰写,…     

五代陈州毋乙之徒非“末尼党类”辨

五代陈州毋乙之乱与摩尼教无关。一向视此为摩尼教在五代活动之证据,实为宋代佛书所误导。     

摩尼教在维吾尔族中消亡的时间和原因

摩尼教在维吾尔族中消亡的时间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以东地区是摩尼教在维吾尔族中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