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法书四种

《急就篇》(北魏以后称《急就章》),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书作,今本34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七言韵语,句首有“急就”二字,世称《急就章》。宋朝学者晁公武解释为: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初创时期的《急就篇》是在竹简上出现的,变隶书的方折为圆转,以实用便捷为目的,而成为一种书体。直至今日,我们常把匆匆完成的文章或工作,借指为急就章。看来古时《急就篇》,一方面便于诵读难字,     

孙奇逢传记著作二种

孙奇逢传记著作二种周筠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５年）。祖父臣,为明嘉靖年间举人,历官沐阳县令、河东盐运司运判等职。父亲丕振,邑诸生,是乡里闻名的读书人。受家庭的熏陶,孙奇逢自幼勤奋好学,十四岁入学,十七岁中万历庚子...     

明人所纂女子诗集及其主要价值

自明代嘉靖朝中后期,明人编辑汇刻女子诗歌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不惟数量不菲,抑亦质量上乘,形成明前文学史上罕见的编纂女子诗歌的热潮,中国古代女性诗歌长期以来受冷落、处边缘化的状况得到消解与改观。明人所纂女子诗集在中国传统文献学与文艺学上具有多方面的创辟,具有自己个性鲜明的特质,它们有着特殊的价值。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

天一阁藏书以明代文献为主,明代文献中又以史部为主,除地方志和登科录外,明人的奏疏、传记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专书数量颇丰,很多未被<明史·艺文志>著录.笔者近观阁藏几部奏疏,既不见于<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仅为天一阁收藏,应为珍稀之本.就其内容而言,则无不关系民生,切近现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兹分条标目,予以介绍,并作小考.     

洪承畴传记六种史料比勘

洪承畴是中国明末清初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洪承畴传记资料笔者经眼所及凡六种：一、清康熙十一年（1672）刘佑、叶献论编修的《南安县志》第十四卷人物志之三了本朝名贤列传”洪承畴传（以下简称“康熙县志传”）。二、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怀荫布、黄任编修的《泉州府志》卷之五十六“勋绩”洪承畴传（以下简称“乾隆府志传”）。三、清国史馆编纂的《清史列传》卷七十八“贰臣传甲”洪承畴传（以下即称“清史列传”）。四、民国赵尔卖主编的《清史稿倦二百三十七“列传”洪承畴传（以下称“清史稿传”）。五、民国陈衍生编的《福建通…     

莫友芝所撰莫氏《甲辰家规》及其史料价值

莫友芝(1811-1871)是晚清贵州著名的学者、宋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与郑珍皆被人目为西南巨儒,在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上都很有贡献.他生平著述繁富,除已刊刻行世的《郘亭诗钞》、《郘亭遗诗》、《影山词》、《郘亭遗文》、《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遵义府志》(与郑珍合著)、《黔诗纪略》、《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樗茧注》(郑珍著,莫友芝注)、《韵学源流》、《古今集联》、《持静斋藏书记要》等十数种外,散佚人间的重要未刊手稿还有很多,如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的《甲辰家规》(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收在莫友芝手稿《郘亭文集》中.其封面有庸斋题记:     

《明人小传》辨伪

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钞本《明人小传》一书,题署"槜李曹溶编辑"。该书收录3000多位明代人物的传记,内容宏富,学界屡见征引。通过文本比勘,可以发现《明人小传》内容全袭朱彝尊《明诗综》的传记部分,二者关系即如《列朝诗集小传》之于《列朝诗集》。《明人小传》成书时间在《明诗综》刊行之后,学界称其"乃《明诗综》之底本"的说法不能成立。结合曹溶的存世时间、《明诗综》的编纂刊刻时间来考察,可知《明人小传》的编辑者绝非曹溶。     

明人作伪现象析论

胡应麟《四部正讹》云：“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制造伪书的事历朝都有,但是,类似明代出现大量伪作的现象却不多见,因而发人深省。明人作伪风气炽盛,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传记抑或历史? ——传记转向的形成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虽然传记在19世纪被盛赞为可以等同于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个人转向重点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施动者的大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开始排斥传记,认为其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过于个人化、轶事化与短视,无助于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40年中,传记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传记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地位。这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性别理论、交叉性理论、再现论等新理论的应用;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加强语境分析等新方法的采用;伴随着以往被视为边缘阶层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文章探讨了传记回归的起源和发展,即现在所称的"新传记"或"传记转向",进而分析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柳宗元、崔雍所撰薛巽夫妇墓志述略

巩义市(原巩县)芝田乡官庄村村民刘木林修整天井窑院时,在距地面约十米左右发现一座唐墓。此墓早年被盗,仅残存部分瓷片和几枚铜钱。两合墓志也已移动位置。据墓志,此墓乃薛巽、崔蹈规夫妇合葬墓。两合墓志,一为柳宗元为其外甥女崔蹈规撰写,一为柳宗元的外甥崔雍为其姐丈薛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

中西传记的史学观念与中西所共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并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在古希腊罗马,由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运动,传记史学兴起后自成一体,与叙事史学并行不障;而中国则由于祖先崇拜长期占据优势,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遂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正统的史学体裁。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葡人平托所撰之《游记》

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 ( Fernao Mendez Pinto)所撰之《游记》( Peregrinacao) ,是一部影响力很大的著述。无论是研究葡萄牙 16世纪向亚洲扩张的历史 ,还是研究中葡两国的早期关系 ,几乎都难以回避对《游记》一书作出评判的问题。 380多年来 ,人们有的将它视同《马可·波罗游记》,有的则斥之为《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对一本书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 ,争执如此之久 ,也可谓是绝无仅有。本文拟对《游记》作较深入的考析 ,以有助于中葡关系史的研究。一平托约生于 15 14年前后 ,是葡萄牙 16世纪著名冒险家。为取得荣誉和财富 ,他于 …     

《两京道里记》并非韦述所撰

<正> 《宋史·艺文志》著录“《两京道里记》三卷,不知作者”。今顾吉辰先生《宋史比事质疑》一书考证说:“《崇文总目》卷二云:‘《两京道里记》三卷。’注云:‘绎按唐志,韦述撰。’据此,当韦述撰《两京道里记》。宋志不著撰人,恐欠妥。”上文的“绎”是指清嘉庆时辑注《     

记况钟家藏明人墨迹手卷

况钟(1383～1442年),字伯律,号如愚,人称龙冈公,江西靖安县高湖乡崖口龙冈洲人。初为小吏,永乐中以荐授礼部郎中。宣德五年,升任苏州知府。尔后经三次复出,前后治理苏州达十三年。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卒于任上。     

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启示

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围绕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等问题,专业历史学家与红极一时的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公共领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除却它所涉及到的政治立场之争外,将之界定为"新史学"还是"历史通俗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关涉论辩双方对19世纪以来史学功能与书写形式的不同认识,应被视作历史主义危机的表现之一。这场争议虽然因路德维希的个人命运变化、其观点的肤浅性以及反对势力的强大与顽固而不了了之,但在德国史学范式最终告别历史主义后,它获得了被重新解读的契机,并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再次思考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合理化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传记传递的力量

我相信,很多书籍都让你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我想说,读传记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在传记里,你将读到达尔文急忙用右手捏住一只稀有的甲虫,左手捏住另一只,突然,他又发现了第三只,也是非得到不可的标本。     

云冈石窟前壁三种类型及其科学性

作为东方佛教艺术宝库的云冈石窟,其窟洞前壁主要有三种形式:板块式、敞开式和廊柱式。这些体貌不相同的前壁形态,在艺术表现上体现了艺术创造的丰富性,在工程技术上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科学性。     

石刻的现场阅读及其三种样态

石刻、拓本、典籍是石刻文献的三种存在形态,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吸引不同的阅读主体,形成不同的阅读模式。面对石刻实物,融入时空情境,是石刻现场阅读的特色。现场读碑,以抄写进行传播利用,以题刻表达读后之感,促成石刻文本之生长。访碑过程既是一种读碑过程,往往也是读者心灵成长与学术成熟的过程。石刻场所的移动,造成阅读现场有第一现场与第二现场之别。特定的现场情境,激发读者与古刻、古人乃至古迹遗址的情感联系,完成了情境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