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徽州宗族的经营之道研究以歙县许氏为中心

徽州地区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名宗巨族的避难之所。这些宗族自东晋开始或自北来或自东来,最终在徽州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发展起来。而歙县许氏家族,于唐末五代以来由雍州迁至此处,其间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却始终能得保宗族,这固然与徽州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但也与许氏家族经营之道密不可分,同时这些经营之道与其他徽州宗族也有共同之处。故对其研究对了解徽州宗族的组织状况颇有价值。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研究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遗存文书众多.笔者2008年参与整理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一批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资料,此次整理文书近150件,分为土地文书、房契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关系实态文书、社会文书、会社文书七个方面.这批文书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种类齐全、关联度强、保存完整、民间性突出等特点,价值较大,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     

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向.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     

关于徽州宗族制度的三个问题

有些学者对徽州宗族的祠堂神主递迁,祭祖种类,女祠建造目的和神主供奉所持观点,值得商榷,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证明：一、朱熹《家礼、》的祠堂规制,不论始祖抑或先祖的神主均“亲尽则迁”。明清时期宗祠神龛中,始祖及以下四世祖先神主,爵德兼隆神主、有功神情 主“百世不迁”,其他支丁（不论长辈或晚辈）的祖先均高、曾、祖、考四世设主,“五世则迁”。二、徽州宗族祭祖,从时令看主要有春祭、秋祭、冬祭,从祭祀场所讲有祠祭、墓祭和家祭,许多宗族民立的“会”是各种祭祀组织,不是“会祭”。三、徽州女祠是为男女生则异室,死应异寝而建,不是专为贞节妇女而设。除少数被剥夺入神情利者,一般妇女的神主均可以进入女祠。     

栋鄂部研究

栋鄂部是建州女真的一个部。栋鄂部产生于今桓仁县境内并在桓仁发展壮大。栋鄂,也被写作东峨、东古、东果、董额、董古,这些写法皆源于冬古河。冬古河之名,最早见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明廷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①的敕文中。栋鄂氏人先人,原居图们江上的瓦尔喀(今珲春)地方。其族源原是北宋宗室赵氏的后裔。金朝时被掳至北境,以"久处变为土著"②,成了女真人。正统五年,随建州左卫西迁而到达明廷为之规定的范围之内,在冬古河上定居。遂以地为姓,称栋鄂氏。随着人口每每繁衍,而自成一部,称栋鄂部。栋鄂部属于建州女真,是建州左卫的一个部。栋鄂部之名源于栋鄂河。栋鄂河即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大雅河上游支流黛龙江。后来成为著名建州五部中的的强部。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兼谈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之沟通

我们一直认为,澳门作为第一块被西方人占领居住的中国土地以及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500年中国与西方交往角力的全过程,澳门历史亦从侧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明交锋撞击的轮廓,而这种交锋撞击,不可避免地体现到澳门历史研究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透过总结澳门历史研究来考察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述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问题渐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现状与对策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多,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学界围绕农民工的定义、"农民工"现象的起源、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及其处理对策变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困难、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景与基本思路,展开了有关讨论。由于"农民工"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将长期存在,因此,"农民工"问题将持续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百周年,国内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学术庆祝活动,以纪念敦煌宝藏的伟大发现,进一步弘扬敦煌化。本对2000年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作和论等学术成果分类加以概述,以展现百年之际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与水平。     

一生痴绝处,无梦在徽州

<正>题记:古村落依山傍水、宁静和谐,蕴涵山水风情之美。建造在山麓、丛林之中,浓郁的绿色与黑白建筑色调相映,以山水意境的定位,追溯"国画写意里的悠然田园"。优美的景致里往往渗透着"水为财源"的观念,建筑时重视村落的水口,斟酌自然环境的优越,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境界,从而营造出徽州建筑和谐的原生态环境。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与评析

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定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历史,是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自觉地创造的历史".[1]这样说,堪称抓住了历史的主干,理出了逻辑线索,作出了总体评价.50多年来学术界和广大人士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不仅有发展进程的具体记述,还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几乎是与共和国的成长同步进行的,但真正开始作为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新学科来研究,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后来我国建立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门机构,定期举办国史学术年会和国史讲座,有了专业的研究队伍和公开出版的刊物,还有了专门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中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