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昌平新书看“三农”

2000年3月8日,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朱基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像闪电划破黑夜长空时的一声惊雷,在中南海引起了震动。朱总理两次批复,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后来,李昌平把事件始末写成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村问题老专家杜润生在书的序言中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话有震憾力,“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社会广泛流传的名言,使“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时代的呼唤,成为全国…     

中国学界对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研究

文章从五个方面评述了中国学界对“中关关系与西藏问题”的研究成果：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历史及美国的西藏政策研究、美国情报机构秘密插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美国媒体与西藏问题、从战略高度分析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实质等,并综合评介了学界对“中关关系与西藏问题”的专题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特点。     

三农内容人志探讨

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成为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第二轮修志开始以后,“三农”也同样成为志书记载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真研究“三农”在志书中的记述方法。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新世纪中国学界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新世纪是中国东北边疆史研究真正走向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方向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本文主旨在于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择其要端加以评述,通过回顾与展望,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述主旨,对相关研究成果并未面面俱到,也难免挂一漏万,乖谬之处,敬请方家谅解为盼!一、通史编撰与理论探索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两部东北通史著作的编撰,东北边疆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其     

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北大核心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隆重出版

近十年来,作为国史学界唯一专业学术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秉承“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刊载了大量国史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国史学科建设和繁荣国史研究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能和学术功能。值此《当代中     

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一直有着强烈的学术本土化建构意识，而多学科学者围绕“礼俗互动”的持续讨论，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礼俗关系是中国社会自身建构之根本，而“礼俗互动”则是中国社会礼俗关系中的基本面向，具有成为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近年来的“礼俗互动”研究，逐渐指向关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分析框架，并在三个层面显现出学术活力：第一，探究传统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第二，理解大一统观念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并显现出强大活力；第三，描述中国社会结构与基本性质。关注这一学术潮流，进一步辨析礼俗关系和“礼俗互动”概念，有助于激发其作为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存真求实撰信史

存真求实撰信史云南省大关县志办公室陶有乾“存真求实”是修志者必须遵循的修志原则。只有实事求是,忠于事实,才能真正修出信史。在修志实践中,究竟如何确定“真”,怎样判定“实”？笔者认为：所谓“真”,必以客观存在为真,所谓“实”,必以历史本来面目为实。以此...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１９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２０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也推出了“５０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回顾专辑。２０世纪的中国…     

准确把握农业基础地位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回顾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党中央过去多次提出全党抓农业的指示都曾获得辉煌效果。现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要全党从上到下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真正把农业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完全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摆脱“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处境．实现国富民强。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三农”问题,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三农”问题,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无论学科的形成,还是理论的建构,乃至学派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术史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作世纪性的回顾和瞻望时做出科学的认知,才能更清晰地从外部环境上认识中国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而这不仅仅是在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时下史诗学术自我定位和获得方向感时有必要反思的内容。     

日本学界“牙行”研究述评

<正>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而在中国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学术动向,通过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展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国人对日本研究成果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各视角的总体概括上,对于各视角下日本学者展开研究的具体状况,还没有清晰的认识。针对这一     

一部系统反映学术规范讨论与研究成果的读本——《学术规范读本》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贞正人心,昌明学术,重树规范,创新学术秩序,中国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学术规范大讨论。大致说来,这场讨论从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到90年代全面展开,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落实,经历了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从开始时个别学空谷足音般的呼吁,蔚然而为“90年代的一大学案”,进而成为“两会”上的黄钟大吕;学术规范建设由“边缘”学人的学术主张与话语,发展成为主流学界的话语与主张,并进而成为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四十年中国学界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综述

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是渤海国历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渤海国五京的研究逐渐聚焦、探索更加深入,形成了一批有价值、有深度、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从五京形成、五京变迁、五京作用等方面,对近四十年中国学界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二轮县志宜改“农业”篇为“三农”篇

“三农”是社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二轮志书宜改农业篇为“三农”篇。     

中国亟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

海外学界、特别是欧美“汉学家”把国人一般学术著作视为“大中国沙文主义”,原因在于国内学界混乱无序的学术范式、信口开河的八卦观点、疏于引注的可疑文章等等,仍然大面积地占据许多学术刊物的显著版面,它说明,中国亟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