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回忆父亲陈明仁

一 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对父母是没多大印象的。直到1928年春天,二舅告诉我,要送我到父母身边去,我这才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见到了我的父母亲。 1929年至1936年,我随父母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日子——杨银禄访谈

丁东：您是哪年担任江青秘书的？ 杨银禄：我是1967年底去的,1973年6月份走了。1973年8月份开“十大”,我已经去了学习班。学习班大概两个多月,我又休息了两个月。家也搬了,原来我爱人在钓鱼台工作,也不准在钓鱼台工作了。我们就住在钓鱼台的北边,那儿有钓鱼台宿舍。上边说我“有事了”,钓鱼台方面也不知什么事,就不让我爱人上班了。     

2006人文之旅(上篇)

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见了《西藏人文地理》2005年我穿梭在繁华的城市,喧嚣的人群,纷扰的世界,但《西藏人文地理》一直在我身边2006年我要放松自己,去寻找那逝去的文明……非常感谢读者在两年来对我们杂志的支持,在你们的信中,我看见你们和我一样喜欢西藏的风光、喜欢西藏的艺术,喜欢西藏的文明……今年我要带你去西藏,带你去寻找那心中的圣地。你准备好了吗?和我共同完成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     

卡堆——我的童年记忆的香格里拉

西藏,是我永远眷恋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在那里,我渡过了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充满朝气、理想的青少年时代;那里,有我的初恋,还有十年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涯。     

色拉马头明王珍珠堆绣唐卡

我在西藏工作生活40年,主业是绘画,但热衷于收藏。在1990年亚运会艺术节上,《中国西藏》、《雪域文化》二家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展览,我多年搜集的300件西藏民俗文化藏品首次展示于世人,引起不小的反响,进一步鼓舞了我的收藏热情,此后,我便对收藏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10年     

当好“娘家人” 为妇女儿童代言

正2002年,我任汉阳区团委副书记时,有幸成为区政协最年轻的常委,从此便与人民政协结下了不解情缘。2005年,我在团市委工作时,又成为了市政协最年轻的委员;2011年,当选为市政协常委;2012年,成为省政协委员。期间因为工作调整,2013年我卸任了市政协常委,2016年到市妇联工作后,我再次成为市政协常委,共经历了三届市政协、两届省政协。可以说,我的政协经历伴随着我的青春与成长,从对参政议政的一知半解,逐渐成长为界别群众的代言人。在政协     

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

60年前,1931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李济(1896—1979)先生是我的老师,1934年以后,我在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李济先生是我的领导。今天纪念李先生诞辰95周年,不禁引起了我深切的怀念!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广州设置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在北海办公,所本部设在静心斋,考古组设在蚕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1892—1950)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正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

耀邦同志是我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的,他比我只大三岁,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在他逝世前二十天,我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我和普陀路联络站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我在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当童工。抗战八年的离乱生活送走了我的少年时代。我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辛酸,心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独自苦闷,彷徨。一九四六年,我到贵阳中华中路“老同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

1988年秋,我正在苏州访问,一些中国的钱币学家问我,能否辨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虽然在去中国以前,我试图认出这些签名已经有些年了,但当时还无法做到。事实上,我正希望中国能有人帮我认出这些签名!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在我已经能够释出某些签字了。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我对女书的发现与抢救

正我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邂逅女书1982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