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論

唐宋之際,職事官多失職掌,而差遣制度日漸發展。與之相關的職事官遷轉制度,以及官員課績制度,也發生一系列變化。北宋前期,一方面自太祖開始,便力圖在職事官遷轉中貫徹"循名責實"原則,改變考滿即遷的局面;另一方面針對京朝官差遣課績的"磨勘"制度,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並制度化。最終,兩方面變化相互影響、融合,形成了以"限年轉官"爲主要特徵的"磨勘法",並在宋代長期維持。     

南朝州佐制度的演進與變革——以梁朝州佐制爲中心

<正>南北朝時期是州郡縣三級行政制度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各政權在制度建設上雖依循魏晉舊制,卻又因南北分治而殊途。其中,州級行政機構在這一時期變化最爲劇烈,並對當時的政權結構産生深遠影響,學術界也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研究,成果頗豐。~(1)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這一時期州級行政機構的研究多集中於刺史制度,對於下級     

“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爲中心

"玄武門事變"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過去的研究多注重於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之間的政治鬥爭,唐高祖對於兩個集團的態度等問題。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對"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作探討。以李世民的政治和軍事經驗,他在發動"玄武門事變"時如此猶豫,即在於他雖然擁有衆多高級官銜,卻並非如雷家驥先生所説是"實際上的皇帝",而僅僅是一個並無多大實權,困於京城内的高級皇族。除了一批忠心護主的秦王舊將以外,他手上實無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雖有蓋世雄才,臨此大變,仍舉棋不定,最後纔冒絶大風險,奮力一擊。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兩漢的郡兵調動:以“郡國”、“州郡”的行政變化爲背景

秦漢地方從戍卒羣體中,選拔保持有常備兵。在郡作爲橫向派生的軍事、行政區出現後,這些地方兵在訓練、調動上呈現郡兵性質。郡兵活動一般受郡界限制。發生動亂後,根據動亂的範圍、性質,政府會采取不同等級的應對措施。從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級的軍事作用愈受重視。西漢後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並未涉及州軍事職能的增減。州的相關權力,實際在新莽後始得發展。更始、東漢受王莽政權影響,州軍事權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東漢初雖罷郡國兵,但地方後來仍保留一定規模的常備兵。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西涼建初籍》與魏晉時期的職役户籍

學界對《西涼建初籍》的性質向有兵籍、吏兵籍、民籍諸説,對照新近公布的《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可以明確其絶非民籍;隸屬於民政系統的吏户户籍與隸屬於軍事系統的兵户户籍也不可能混編在一起。《西涼建初籍》中的"大府吏"實際上是涼州都督府的軍事人員,"散"户當是因不符合徵發條件而被免除現役的兵户。魏晉時期除了集中居住的在營兵户外,還有一部分兵户與民户雜居,隸屬郡縣管理。《西涼建初籍》作爲專門的職役户籍,應該是敦煌行政機構編造的郡縣兵户户籍。     

從王通《續六經》到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隋唐之際經典意識的變化

隋唐之際是思想變革的時代。本文通過《中説》一書討論隋王通《續六經》的思想理念,論證其書對於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啓發。認爲王通的《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時代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並認爲從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甚至直至中晚唐之際的"新《春秋》學",都可以從王通的論述中發現其思想淵源,如此三者相續,構成隋唐思想變革的主線,此爲研究中古思想史不可忽略,且有待深入的一個論題。     

道臺的銀兩:清末寧紹台道收支初探

1906年初,寧紹台地區的商人以寧波商會的名義,向時任浙江巡撫張曾敭發函控訴寧紹台道高英侵吞税釐數萬兩,該事件終以高英稱病去職而落幕。從公佈的收支狀況來看,清末地方官員確有龐大的非正式收入,並以此應對日漸繁複的公務。透過此事亦可知,清末道員職能龐雜,與現代官僚體制存在着明顯的扞格之處。"治官"勝過"治民"的"中層"特質使得晚清以降道制存廢無常,反映了地方行政在層級取捨上的困境。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唐代宰相的使職特徵和名號

受錢大昕和嚴耕望的啓發,本文重新把唐宰相定位爲一種無官品的"使職"(而非有官品的職事官),就像節度使、鹽鐵使等使職一樣,宰相只不過是皇帝任命的一個"使職",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宰相的權力來自皇帝的授予,取決於皇帝對他的信任,有相當程度的私密關係。唐初,皇帝沿用隋朝的慣例,通常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貞觀年間,逐漸改派其他官員(如侍郎等)出任宰相。由於宰相是一種使職,與其他使職一樣,在初期往往有許多使職名號,稱號不固定,有許多變動。但從高宗朝開始,已逐漸統一爲"同三品"和"同平章事"兩種。本文考察唐宰相的使職名號及其命名邏1,務求更進一步理解唐代宰相之内涵。     

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

宋仁宗以後,臺諫官在監察官員、參與朝政討論等方面非常活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臺諫官職在宋初大多僅爲本官階,御史臺也並非以向君主進言爲主要職能的機構;從宋太宗到仁宗前期,臺諫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既往研究由於較多偏重於將臺諫機構作爲監察體系的一部分加以觀察,因此對於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草創過程關注較少,且較爲重視臺諫官的職責内容,而對臺諫官的工作方式——即向君主進言——的重要意義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發展放回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進行觀察,以此對這一進程的政治背景與制度背景作以分析。本文旨在説明,宋太宗、真宗時期,很多外朝士大夫看重臺諫官向朝廷進言、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因而反復提出令臺諫官"舉職言事"的呼籲;而君主則時常希望藉敦促臺諫進言的表態,來展現自身廣爲采聽、虚心納諫的品德,特别是在發生某些天災人禍之後,這種需求往往會促使君主推動臺諫制度的實質性變化。正是君主和士大夫以上兩種考慮之間的相互呼應、共同作用,促使北宋朝廷對臺諫制度進行整頓,並最終帶來了臺諫官職的性質從本官到專職言事官的重大轉變。     

軍亦吾之民：明末判例判牘中的衛所司法地方化

明初在地方設有對應正式行政區劃下轄百姓和審理都司衛所人口的兩套司法系統,並有"約問"制度以處理軍民兩涉案件。嘉靖後隨着衛所的衰敗、督撫及巡按的遍設,地方行政逐漸取代了衛所的大部分司法職能。衛所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兩套司法系統演變爲以地方爲主,衛所爲輔,衛所淪爲地方司法的初審機構之一。司法地方化在不同區域表現有差異,内地與沿海衛所表現明顯,而邊地實土衛所尚能維持基層司法的獨立性。     

“祀堯”或“祀高帝”？——東漢建武七年郊祀禮議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淵源

光武帝與杜林在郊祀以"堯"還是"高帝"配天的問題上有分歧。光武根據"周祀后稷",以配天者爲始祖而非受命祖,主張祀堯。杜林以高帝身兼始祖和受命祖,認爲應恢復高帝配天制度。雖稱之爲祖宗故事,强調本朝是漢家"中興",杜林之議實本於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實施的高帝配天制,顯示了他的西漢復古派立場。光武的堯觀念與兩漢之際流行的"漢承堯運"同中有異,祀堯在形式上模仿了新莽始建國年間的祀黄帝,呈露了光武不同於"中興"的"創革"思路。祀堯與祀高帝之間微妙的角力背後,是對新漢朝乃創業或前漢中興的商討,顯露出兩種正統觀念。王莽兩個時期意義不同的禮制遺産返魂於其中。     

關於柔然自號“皇芮”並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豪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的潮流

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稱"皇芮",基本可視之爲是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柔然並聲稱將"恢復中華",這在古代立國於蒙古高原漠北的遊牧政權中,絕無僅有。這是十六國時期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步爲黃河流域諸少數民族廣泛接受的潮流中出現的特例。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似乎應目之爲皇宋、皇魏和皇芮,三個以漢文化爲靈魂的封建王朝南北一字形並列的局面。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