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藏《丁丙年谱》稿本考——兼及杭州图书馆藏稿本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三册《丁丙年谱》稿本,前二册为一套,经过董念棻、李鹏飞等人的勾画批改,字句得到修改、删节,条目亦有次序调整或删并。被勾画删除的文字,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迹,而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丁氏家族以及杭州公共事务的经济运行情况,补充现有资料对丁丙行迹记录的不足,亦可为校勘《年谱》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第三册则与现藏杭州图书馆的稿本为一套,系遵照前二册的校改意见重新抄写而成,并经过程宗裕等人的批改,字句有所修饰,条目有小幅调整,与刊本更为接近。杭图本入藏后又经过戴维璞修补校订。据两套稿本的批注可知《年谱》编纂中还出现了原稿本和删定本。     

哈佛藏明刊本《吏部职掌》考——兼及上图藏本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刊《吏部职掌》十册。通过与上海图书馆同名藏本及相关文献的比较,确定二者为同一版片所印,实为天启初刊行的《吏部志》之抽印本,出自部志卷三十一至四十的"职掌"门。该门是宋启明在张瀚万历二年主持纂修的《吏部职掌》上增加"增考"而成,故哈佛本、上图本记为"张瀚纂、宋启明增补"为宜,大致印行于崇祯年间。哈佛本《稽勋(司)册》已非原貌,是从张瀚本同名册配补而来。     

潘之恒与曲家的交游考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安徽歙县人,明代名的戏曲评论家,有《亘史》、《鸾啸小品》、《黄海》等书。潘之恒一生游历非常丰富,交游甚广。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诗林”介绍潘之恒时说：“海内名流无不交欢,出入座客常满,彝鼎陈前,丝簧列后,是涩囊冷突时亦然。”他的友人长洲画家陈元素也说：“以余结发来三十年所交     

清末徽州学者汪宗沂的生平、家世与交游考

汪宗沂的五世祖汪泰安经商致富,建西溪“不疏园”,供子孙读书学习,延聘硕德魁儒江永设馆讲学,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人求学论经,文人雅士纷至沓来,逐渐发展成“皖派”学术发祥地。汪宗沂的高祖汪漪代父经商,助力兄长汪梧凤从事朴学研究“读经史治古文而立汉帜”。“不疏园”优渥的读书环境和先人勤恳笃学之志,耳濡目染地熏陶了汪宗沂。汪宗沂年少时,读书于“不疏园”,求学于程可山;青壮年避乱游幕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先后拜师刘毓崧、李联琇、方宗诚、翁同龢;晚年归园授徒,手不离卷,著述等身,兼涉多域,堪称“江南大儒”。通过对汪宗沂的生平、家世及交游情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其著述理解的精准和深入,而且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共工非鲧考——兼及与禹之关系

杨宽先生的"鲧即共工"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颇为流行,顾颉刚、童书业、丁山等先生亦纷纷支持此说.本文对杨宽先生指出的鲧和共工传说的相同点进行了辨析,认为此说不成立,鲧和共工应当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     

箧笥考——简帛书籍的收纳与盛具

箧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器具。本文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对箧和笥作为先秦两汉时期简帛书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实,进一步探究简帛书籍的收纳方式。     

面值最大的藏钞——藏银百两考

藏银百两钞,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近10种面值规格的流通纸币中,面值最大、发行量相对较多、发行时间跨度最长．票幅尺寸最大、彩色套印图案最为精美的一种纸钞．是一种版面珍贵的收藏精品之一。但是由于票面为藏字．能识的收藏家较少．因此藏银停止流通的40年后的今天．在北京的物古币商店中．仍可发现它们的踪迹。     

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闻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

敦煌所出变文、讲经文写本作品,讫今集录较为最全者,当推王重民、向达等先生编纂之《敦煌变文集》。斯集共收作品八十七种,其中多数是变文、讲经文。对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多家前贤已有些零散的或附及的考证,然因其乃零散或附及之考,故多不为人重视;已考得之时间,即或被个别征引,亦很少见有用之于变文、讲经文之有关诸多问题的统一考察者;至若对所有这些作品之创作时间今能考见或大略考见者作出专门性系统汇考的文字,讫今更为少见,而实际上这正是现在我们还缺少的一项工作,     

虚构的世界:明代蜀王朱椿与张三丰交游考

朱椿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时称贤王;而张三丰是明清时期名望颇高的道士.明清文献记载二人曾有所往来,朱椿亦称张三丰为"吾师".但关于张三丰本身就存有较大争议.通过阅读署名为蜀王朱椿和张三丰对二人交往事的记载、以及其他人对此事的记载,并将这些记载进行分析与对比,从中发现包括朱椿与张三丰所作的诗歌在内的所有相关的文献记载,在二人交往的时间、地点、互赠诗歌内容等方面都存有疑议与彼此矛盾处.从而可以得出朱椿与张三丰本是无关联的两个历史人物,却被持有不同目的的人捆绑在一起.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重新分析古代、现代文献的记述,并对照地理环境进行考辨,可以确定: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置羊渠县,蜀建兴八年(230年)改为南浦县;晋初由吴复置羊渠县,平吴后又省羊渠县;东晋南浦县一度变为南浦侨县.梁朝时,因少数民族脱离统治,南浦县废.一些学者以封爵补政区,以证明梁时有南浦县,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靠的.羊渠县、南浦侨县治今万州区长滩镇.自蜀汉至梁朝,今重庆万州区长江两岸不曾属于南浦县,南浦县治不可能在万州区长江两岸某处,而只能在今湖北利川市南坪.魏晋“峡中”武陵郡,以南浦县为郡治,曾领有南浦、羊渠、黔阳、黾阳、迁陵、酉阳六县.     

永瑆与谢墉交游考——以《诒晋斋书》为中心

永瑆《诒晋斋书》收录“与东墅师傅书”三通,内容涉及他向谢墉求教书法以及互换名帖拓本进行鉴赏的相关史实。通过研究这些信札,可以管窥永瑆作为书法家的成长之路。信中所载内容,对于研究永瑆与谢墉的师生之谊以及清代皇子教育、皇子与上书房师傅的交往情况,也有一定的价值。     

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间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续完)

讲经文为俗讲之本,已成六十年来海内外敦煌俗文学研究方家之定论。然由于以前资料所限,以及有些学者的先入之见,往往把俗讲与转变混在一起,因而把讲经文与变文混在一起,或言讲经文、变文都乃俗讲之本,且变文起于俗讲讲经文之后,为讲经文之庶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讲经文之创作时代及俗讲流行的情况。敦煌所出卷子,国内外方家已成定论为讲经文中之时代可考者,有以下多篇。     

敦煌文献所见"凌迟"、"陵迟"考——兼及"凌迟"酷刑的起源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凌迟"、"陵迟"一词为讨论对象,考察分析它们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的情况、含义,并进而探讨了作为一种酷刑的凌迟的定名与起源问题,认为作为"剐刑"、"脔割"的代称的"凌迟",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出现.而非通常所说的五代或辽.     

叶家山邓监簋铭文考释——兼及周初的监官制度

本文对湖北叶家山 M107 出土的方座铜簋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认为铭文首字当释作“■ ”,即“邓国”之“邓”,并在此基础上对“邓监”以及周初的监官制度作了一定的讨论。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蒙、藏文文献中顾实汗入藏记载的考辩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入藏,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汉文史籍却鲜有记载,蒙、藏文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珍贵史料。首先,关于顾实汗入藏的历史背景。通过蒙、藏文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七世纪初叶时,影响所及,上至阿里三围,下及多康六岗。尤其是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时将黄教传播到蒙古地区并与土默特蒙古势力组成比较稳定的福田—施主关系以来,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黄教势力的蒸蒸日上,必然会影响到其它教派属区封建势力的利益,从而引起…     

近代日本版权保护初考——基于近代日本书籍的版权保护标记为例

近代日本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开启了作者与出版者实现版权自觉的时代,书籍中版权保护标记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民间至政府,版权观念由初醒至成熟,版权实践也从自发逐渐走向相对完善的法制规范。     

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考——兼及唐朝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与渤海国同时代,在唐内地还有一个渤海县,而且还存在以渤海为郡望的豪门大姓渤海高氏,并在大柞荣之前,就有许多渤海高氏已经受封渤海郡王等爵号。因此渤海史研究者常常将两者混淆。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与其关系密切的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在中原典籍中,唐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咸若馆供藏擦擦佛整理研究——兼及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比较

咸若馆位于故宫外西路慈宁宫花园内,为该园中主体建筑。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东、西稍间的内壁上增设24个挂龛,用于供奉十二套擦擦三百六十佛,共计4320尊。经整理,咸若馆现存擦擦佛4233尊,其中4217尊属于三百六十佛系列,是利用三世章嘉胡图克图·若必多吉编订、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最终定型的三百六十佛铜阴佛模制作而成,其余16尊背后无字的擦擦无量寿佛则是清后期的作品。4217尊擦擦佛中目前仅有一套完整的擦擦三百六十佛,其余各套均不全。将这套完整的擦擦三百六十佛与《诸佛菩萨圣像赞》进行比较,两者有354尊佛像完全相同,仅6处存在差别,一致性高达983%。依据中正殿火场残存的《四体文佛名折》等一系列档案,考证其出现差别的原因是《诸佛菩萨圣像赞》和咸若馆供藏擦擦三百六十佛分别是三世章嘉编订三百六十佛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的作品,前者属于稿本,后者为定本。     

两张英藏晚清广州洪兵舆图成图时间再考——兼及舆图成图时间考证的“断限逼近法”

成图时间考证是传统舆图研究中最初步最重要的工作,本文利用“断限逼近法”重新考察两幅清代广州洪兵舆图的成图时间。通过对新发掘档案的梳理,判断将F.O.931/1079图的成图前限推至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结论尚不成立,而F.O.931/1892图的成图断限则可由原来的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初五日进一步推断为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