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汪精卫逃离重庆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1938年11月,汪精卫的代表在日、汪“重光堂会谈”中曾经提出过“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逃出重庆后打算在云南、四川以及两广建立一个中日“和平”的新政府。由于计划涉及到这一历史时期云南、四川及两广等地的许多军政界人士而显得异常复杂,所以国内史学界对此并无专文论说。本文对此提出:造就这一“新政府”的条件仅仅只是汪精卫等人的“愿望”或者幻想,这一计划反映了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时的主观意向,是汪为了增加自身与日“和谈”价值的筹码。汪氏行动计划中所提及的西南军政界人士应是无辜的。1938年,汪精卫叛离重庆之前一个月,曾派出自…     

汪伪政权中的陈公博

随汪投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一面和蒋商谈和战问题;一面准备离开重庆投敌。陈公博当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1月初,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筹划训练国民党员的工作时,汪精卫来电要陈公博在参政会召开前,提早一两天到重庆。陈公博一到重庆,汪精卫便告诉他     

汪精卫真假殓棺之谜

一、陈壁君看到秦桧夫妇的跪像,想到了汪精卫和她自己 1944年11月12日下午6时,汪伪政府主席汪精卫乘坐的“海鹣”号专机,在4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徐徐降落在了南京明故宫军用机场。汪伪政要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人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地鱼贯登上专机,一会儿时间,竟从专机里护送下一个水晶棺材来。     

汪精卫的《日记》和“遗嘱”之谜

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     

评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

评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石建国蔡德金所撰《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以下简称《怪胎》）一书,是作者继《汪精卫评传》之后又一部研究汪伪政权史的力作。该书不仅详尽记述了汪伪政权自成立至消亡的历史过程,而且就汪氏投敌原因等重大问题作...     

汪精卫躲过的三起刺杀

正大多数人对1935年11月和1939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还有另外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抗战时期,汪精卫亲日叛国,世人皆欲诛之。这里介绍的第一位刺汪义士叫戴星炳。戴是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同窗、军统特工吴赓恕。两人相逢,侃谈国事,均激愤于汪伪觐颜事敌、出卖民族。言谈中,     

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陈克文日记》对汪精卫形象的记录

多年出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是汪精卫的下属,也是坚定的改组派成员之一,汪精卫对他有提携推举之恩,他也一直将汪精卫视为领袖和导师。然而,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出走,并发出向日本求和的"艳电",甚至进而组织伪政府,彻底投靠日本人,成为民族罪人。陈克文作为汪的亲信,对汪此举感到非常吃惊,更是无法理解,然而内心中仍有一种惋惜或是痛心的旧情;直到汪精卫最终降日的行径暴露无遗,他才对汪彻底绝望,将其行为斥之"无耻勾当","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早已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并断言汪之结局"非根本失败,身败名裂不止"。新近出版的《陈克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汪精卫如何从敬仰、崇拜,到不理解、彷徨,进而为其行为感到痛苦、惋惜,但最终还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与汪彻底决裂的过程。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胡兰成二三事

胡兰成,浙江省嵊县人。早年在广西省与王公度等人在一起,后去香港,办过《自由评论》等杂志。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日赴河内转上海,胡在此时投靠汪精卫。1945年日本投降,胡销声匿迹。汪精卫离重庆,班底不齐,搞舆论的人,更感不足。那时,重庆中央社与《中央日报》,迭次播发吴稚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的下场

石头城里,弹冠相庆,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一个个落得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如丧家之犬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疗无效毙命,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生涯。汪精卫死后,在石头城里,举行了“迎棺”、“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活动。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汪精卫的死,给汪伪政权一班活人留下的是更多的恐惧和悲哀。就在汪精卫死后的第三天,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日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又写道:“致念大局,危险万状,掀天撼地之大风浪即将来临,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     

高僧撰联讽巨奸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其日本主子的扶持下,导演了一出伪中央政府还都南京的大闹剧。为了附庸风雅,汪精卫授意手下的大小头目大肆撰写贺联、贺词。一时间伪中央政府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种贺联、贺词。不用说,这些对联、贺词都是阿谀奉承之作。 当时任南京警察厅长的申省三,为讨汪精卫的欢心,软硬兼施,强逼灵谷老人题写一副对联。灵谷老人是灵谷寺的住持和     

《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出版发行

由张庆军等撰写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最近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从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对汪精卫叛国投敌案作了重新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汪精卫的叛国行动不仅基于他对抗战缺乏信心,对中国共产党仇视,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蒋介石正是利用汪精卫的上述心理和动机,设置陷阱,将其诱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以达到彻底摧毁政敌的目的。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鲜为人知的三起刺汪未遂案

许多人对1935年11月1日和1939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是对另外的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灵谷妙联唾骂汪精卫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靠日本人。1940年3月,在日军扶持下,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政府。伪南京市警察厅长申省三为了求荣卖乖讨好汪精卫,特地赶到灵谷寺,强要当时的楹联名家灵谷老人为其撰写一副贺联,未料遭到灵谷老人万般推辞,可申省三硬是死皮赖脸不走,老人无奈,只好提笔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汪精卫就职典礼完毕,申省三便得意地将这副贺联展现于厅堂,以此博得汪精卫的欢心。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明争暗斗中拼凑的汪记国民党

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另起炉灶拼凑起一个汪记国民党。本文记述的就是此事的大体经过。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汪清卫、周佛海之流在同日本人做着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是怎样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偷偷脱离重庆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趋向尖锐化,使汪感到在重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与私党陈公博、周佛海密谋策划,先后偷偷脱离重庆。他们先到昆明,再经河内、香港到上海,住进愚谷新村。经梅思平等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多次密谋,于1938年12月30日签定了“中日调整新关系”的上海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方诱降的各项条件,而日     

汪伪政权之怪现象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销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汪伪政权的军校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汪伪政权建立了一支军队。汪伪军队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由于汪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实际上是一支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