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龚澎

<正>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和人格魅力不仅为其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评价她时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周恩来与延安之行的中外记者团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中国和世界新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别委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次接待工作,周恩来义不容辞担当起了这项历史的使命。周恩来精心部署接待工作1944年初,外国记者团提出到延安访问的要求,中共南方局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3月9日,周恩来发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道:"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同志嘱咐董老:"通知当时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中共八路军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到达延安。"     

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的母亲龚澎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夫人。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她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龚澎与刘文华的爱情传奇

龚澎。原名龚维航,安徽合肥人,1914年出生于日本,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太行山．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龚澎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那三年我做外事记者

＂外事无小事＂,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外事工作所作的一条重要指示。我于1996年至1998年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担任过三年外事记者,深深感到,外事工作不仅从纪律上来说,件件都是大事,同时也让我从一个侧面,在自己的外事报道工作中,亲历并见证了上海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大事,采访与这些大事相关的外事活动,亲身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这些年来发生的伟大变迁和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其景其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江青夜闯西花厅

江青擅自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议事",她诬指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命人摘掉她的领章、帽徽。周恩来板起面孔,面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待周恩来、叶剑英、江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     

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上)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挚交,他们离开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是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称赞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然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两次打开周总理的保险柜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从1955年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赵炜为周恩来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是如此。     

周恩来侄女在中南海的似水年华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懒罪该打……"在周秉德的眼中,伯父周恩来是个浪漫的人。作为伯父最亲近的晚辈,12岁便走进中南海的她,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生活了15年,见证了一代伟人的坚韧与平凡。     

中外记者参观团眼中的陕甘宁边区

一1943年,美国记者福尔曼首次提出访问边区的申请时,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董必武就特别致函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介绍情况,向福尔曼伸出欢迎之手。1944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每周一次的新闻会议上宣布同意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由此,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为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赴延安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团体,得以成行。在记者团被批准出访以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给董必武转告外国记者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还安排当时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第十八集团…     

周恩来给曹云屏三封信

正1952年秋天,周恩来到上海视察,会见了他的童年挚友、当时在华东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龚志如在向表弟叙说她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突然收住了话头,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说:"可惜你们俩没有个孩子。"     

周恩来的婶母“周八太”

周恩来的八婶杨氏是周贻奎的妻子 ,娘家在宝应县天平乡。周贻奎是周恩来的亲叔叔 ,大排行八 ,所以后辈人都习惯地尊称他的妻子叫“周八太”或“八太”。她大约生于公元１８７７年（具体年月已无法考证） ,去世于１９５６年。杨氏受旧的思想教育 ,恪守封建伦理道德 ,尤其笃信佛教“积善积德” ,终日吃斋念佛。她坚信“只要善事做多了 ,来世还会有福享的”。所以在周家十分败落艰难的困境下 ,她仍不忘烧香拜佛 ,以求来生。她与侄儿周恩来的感情也很深。那是因为公元１９０８年 ,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在不到一年中相继去世 ,父亲又在外谋生 ,无依无…     

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外事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外事制度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以党政关系变化为主线,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地方外事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制定大政方针、政府具体管理外事工作的"政府主管"模式,发展到50年代中期地方党委和政府均设立外事机构、分工领导地方外事工作的"党政齐抓共管"模式,并在50年代末确立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外事机构合署办公的"党政合一"模式。考察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对于深入认识地方外事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外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

1938年,四川豪门千金康岱沙离家出走,奔向延安;两年后,周恩来夫妇亲自送她回家。而这时她扮演的已不仅仅是女儿的角色……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康岱沙深情地回顾当年那段曲折又难忘的历史。     

周恩来与挚友王朴山

7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吉林市上海路44号原“希天医院”院长孙宗尧的寓所,有幸见到了周恩来的挚友王朴山的夫人杜棣堂 杜棣堂,1921年10月与王朴山结婚,婚后东渡日本留学。由于丈夫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和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所以使她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现已八旬高龄。她讲起丈夫与周恩来交往的情景时,兴致勃勃,似乎年轻了许多。她的回忆,把人带到那     

抗日初期中共在武汉的外事活动

1938年,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要分管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搞统一战线工作;二是主管外事工作.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长江局内成立了国际宣传组,这是我党的第一个外事工作部门.当时,我具体在那里负责,下面还有章汉夫、毕朔望.只有这么几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办公楼,记得是在汉口意大利饭店里办公.国际宣传组的第一个任务是翻译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这也是第一次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印成外文向国外发行,可惜的是手稿在向重庆撤退时,随“新升隆”轮船被炸沉而遗失了;第二个任务是给莫斯科国际通讯英文版投稿,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和我党的政策方针;第三个任务是开展外事活动,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周恩来同志从事了大量外事活动,接见了不少国际友人.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     

龚氏三姐妹和她们的父亲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海南文昌籍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声名煊赫。庆龄和她的夫君孙中山、美龄和她的夫君蒋介石、霭龄和她的夫君孔祥熙,都曾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安徽合肥籍的“龚氏三姐妹”龚普生、龚澎、徐畹球也以各自在民国史和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贡献,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周恩来邓颖超给淮安的几封信

正在淮安区档案馆,珍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周恩来、邓颖超给淮安写的信。人们最熟知的是1956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周恩来为了他八婶母的事曾三次致信淮安县人委(县政府)。周恩来的八婶杨氏,宝应县天平大镇人。她嫁到周家时,周家已败落。为了生计,周家的兄弟都已离开驸马巷外出谋生。而杨氏的丈夫周贻奎(字焕臣)因为小时患过重度小儿麻痹症,双腿几乎无法站立,只能常年卧床,自然无法外出挣钱养家,只好"坚守"在淮安驸马巷老宅。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说到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离不开"伍豪事件"。与此相关的,还流传着一个所谓1936年4月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后者一直被作为张冲与周恩来恩怨人生的转折点描写,看作是"国民党抛出橄榄枝",派张冲秘密联络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都把它与张冲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相对应,凸显他与周恩来化敌为友传奇人生的戏剧色彩。但笔者考证发现,这个"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实际上是个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