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得与失:论司马迁的上古史观

司马迁《五帝本纪》坚决摒弃时人众口一词的"三皇"说,反映了司马迁审慎的上古史观念。在众说纷纭的"五帝"说中,司马迁采用《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和《帝系》做基本框架,淡化炎帝凸出黄帝,不仅反映了他的儒家道统观念,而且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认识论。《五帝本纪》的写作方法可称古之典范,他最早把儒家相传的文献、战国诸子和西汉出土所见的古文《尚书》《左传》等相互印证,而且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这就使得《五帝本纪》比《五帝德》更丰富详实,也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五帝本纪》的不足,体现在司马迁继承了《五帝德》的基本框架,把颛顼与帝喾、帝喾与尧完全看成父子关系,有些重要部落的首领人物如少皞未能纳入五帝时代,未能使用有大量五帝资料的《山海经》,把《舜典》流放"四罪"和《左传》文公十八舜流放"四凶族"分成尧舜两个不同时代的故事。这些都是其缺失部分,也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五帝本纪》与古史传说

<正>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作《五帝本纪》,居《史记》之首。然而上古之史未著于文字,且流传散佚多冥没不能考,所以《五帝本纪》之中所记五帝诸人之事迹有多有少,于先秦之书有援引有发挥,或有因年代久远且多系传说而不能明其义者。诚如徐亮工老师所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或许那些被司马迁认为不雅驯的而所未栽的材料,才真正反映出一些历史的真实。"虽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但就读书时所见之问题札     

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

一、古史传说中先楚与三苗的关系早在四十年代,徐炳昶先生已指出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如作进一步考察,又知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楚人的始祖,因屈原在《离骚》中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历来都只考虑是颛顼。但《国语·鲁语上》、《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又直     

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若干问题

一、黄帝的年轮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记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而只从《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和《帝系》篇中“择其言尤雅者”,与《春秋》、《国语》等先秦古籍相印证,托始于黄帝,作《五帝本纪》。然《五帝德》及《帝系》两篇又不记年数,遂使殷代以前的历史不知其详。周以来的记载虽然详细些,但孔子序《尚书》,却略无年月。司马迁通过检索古籍,虽称黄帝以降皆有年数,但又不敢遽以为是,故仅据《五帝系谍》和《尚书集世》两书所记作《三代世表》,对黄帝至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这一时期只载世系,仍无年数。众所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史学泰斗司马迁所著《史记》的首篇便是《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并列,说明他把五帝看作是一个时代。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五帝时代不是传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据古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大体上可以对应。通过考古学资料与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梁章钜《玉台新咏定本》价值考述

梁章钜《玉台新咏定本》为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的过录本。此本自信为"定本",其价值正在于做了许多超越简单"过录"的努力。"定本"之"定"从多方面途径得以实现,主要包括:对《校正》之考订与眉批部分或简化或补充的处理;批语取自《校正》的不同版本,而加以综合与融通;对《校正》的疏误之处时有修订。梁章钜定本对原作的补充、修订之功,在诸过录本中尤具不可忽视的价值。此外,《校正》稿本中删除了一些不无价值的批校之文,全赖梁章钜定本得以保存。该书对《校正》不同版本批校之语的去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纪氏原本几经修订的情形,启发我们重新考量《校正》完成的时间跨度。     

《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

<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两千多年前,历史学家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为鹄的,整齐百家之语,截断众流,将中国古史的肇始追溯至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所代表的“五帝时代”。近年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显示,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也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期。《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对中国上古史的宏阔建构,     

“发”人刍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一支被称作“发”的古代居民。《逸周书·王会解》记作“发人”,《管子》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记作“发”,《大戴礼记·少闲篇》则记作“北发”。 《管子》一书的《揆度》和《轻重甲》篇均有“八千里之发、朝鲜”的记载。春秋时期,燕与朝鲜(箕氏朝鲜)东西相接,发人自不会在二者之间,而应在燕之东、朝鲜以北求之。 发,《集韵》注为:北末切,入声,末韵。郭沫若认     

从成语“老马识途”中窥观古老的山戎民族

<正>山戎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支曾经相当强大的部族,早于东胡。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时期,早在虞舜时期即已经存在,这在古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孔子谈论舜时说:"(舜)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史记·五帝本纪》记"北逐荤粥",对"荤粥"《索隐》注为:"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日山戎,亦日薰粥,夏日淳维,殷日鬼方,周日獗狁,汉日匈奴。"可知山戎同发、息慎(即肃慎)同为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古蜀文化与彝族

古蜀文化与彝族杨甫旺一《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之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史记·五帝本纪》则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士德之瑞,故黄帝。……...     

黄帝祭祖大典成功的原因初探

<正>近几年来,祭拜黄帝,不管是去陕西还是河南,这两个地方的祭祖大典其规模都日渐盛大,影响力也日渐深远,无疑都是成功的典范。黄帝祭祖大典为何会如此成功?我们需要从黄帝其人和祭祖大典的文化意蕴及祭祖满足的情感需要等方面一步步来探索原因。一、黄帝及其地位黄帝(前2697-前2599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开篇第一句就载明"黄帝者,少典之     

易水天鼋方国政——论“先燕”民族文化(续)

<正> 易水左右是天鼋族高辛氏子唐尧故地。唐尧是黄帝曾孙帝(?)高辛氏子,史家因并称帝(?)、帝尧所处时代为“诰、尧之时”。”《大戴礼记·五帝法》记孔子说:帝(?)为玄嚣之孙,(虫乔)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是“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勋”,与《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相合。《史记·五帝本记》:“帝(?)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可证帝尧是黄帝天鼋氏族商高辛氏之后,本姓姬氏,《帝王世纪:帝俈高辛,姬姓也”可证。帝尧既为高辛氏子亦当为姬姓。《路史·后纪》:“帝尧陶唐氏·姬姓。”注:“尧姓姬,缶于帝(?)”。虽《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以“尧母(广尤)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长(亻入)家,年二十无夫…赤龙与庆都合而生尧”。《隶释·帝尧碑》、《咸阳灵台碑》等都有此说,皇甫谧因说:“尧姓伊祁氏”,“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长(亻入)之家,故以所居为姓也”。     

黄帝婚蜀族 嫘祖诞盐亭

黄帝婚蜀族嫘祖诞盐亭衡平一、螺祖生地西陵的探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正义》注：“酉陵,国名也。”后世注家皆未指明它在何处。《史记·楚世家》亦载有一西陵：“二十年,秦...     

征婚与征婚广告趣谈

征婚与征婚广告趣谈高万全,宋红梅翻开报刊杂志,打开收音机和电视,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觅知音”、“牵红线”之类的征婚广告。征婚在中国早已有之,只是范围很小。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古时尧帝为女儿娥皇和女英征婚,舜被选中,经考验三年方得以与娥皇、女英成...     

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辨析

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汉代,并发展成为中国人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基本思维模式,汉代知识阶层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也不例外。董仲舒公羊学、家学传承及接受《易》学是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学术渊源;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五帝系统的构建、"八书"的内容体系和德政思想;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实质是推崇政治正统论、史学循环论及五德终始说。     

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什么时候出现统一的国家？夏代以前的社会怎么称号？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一时难以统一。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新的考古发现看,已经为我们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大批资料,我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时代应该从黄帝开始,这个时代应该叫“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 是中国古史中的一时代,《史记》、《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颛…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清宫作钟处在康、乾两代的变迁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把计时器具作为“礼器”,置于庙堂之上。据《周礼·夏官》所记,西周宫廷设“鸡人”,专管刻漏;而《隋书·天文志》又把宫廷刻漏之设,上推至“五帝”之时。秦汉以降,宫廷计时器具经历过多次结构改革,特别是东汉张衡创制“浑仪”、唐张遂(僧一行)与梁令瓒合制“混天铜     

上虞、余姚舜迹考

李岩《上虞、余姚舜迹考》一文探讨了江浙地区的舜文化分布情况与其产生的原因。江浙地区也是舜文化集中地域之一,以浙江上虞、余姚为中心,北至绍兴、嵊州、萧山,西涉永康一带,有大量以舜命名或是与舜的事迹相关的地名和文化纪念物,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世代用口耳相传的有关舜的传说故事,形成了一个虞舜传说文化圈。同时,还有民间自发的祭祀舜的行为,这种现象在全国是少见的。这一地区舜文化也有文献资料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诸因素完整的舜文化分布区域。从广义的东夷而言,江浙地区也属于东夷范围之内。江浙地区不仅有舜的传说,而且继承舜地位的禹在这一地区也有很丰富的史迹与传说留存,所以,江浙地区是五帝时代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地区。关于五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如此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五帝的记载与传说,很难作为直接做单纯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所以,分散的具体的个案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是很困难的。五帝文化已经不单纯是历史史实,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五帝也非具体的人物与活动,而是形成一些分布密集的文化圈。如果先从文化现象和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