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北宋提舉常平司監司地位確立考

源自王安石變法的提舉常平司,在熙寧年間主要由轉運司兼領,可謂“分司不分局”。元豐元年,宋廷取消兼領之制,提舉常平官獨立分局治事,官員資序也相應提升。元豐官制改革後,“提舉常平司—户部右曹”系統形成,倉司的監司地位正式確立。元祐時期,新法盡廢,宋廷重新釐定路分監司的考課内容。哲宗親政後,新法恢復,倉司重建。以民事爲主的紹聖監司考課法,繼承了元祐監司考課的改進成果。路分三大監司互申考課和元符監司巡歷制度的定型,使倉司最終固著於路分,成爲既主財利又主民事的監司。     

政治鬥爭與宮城佈局——唐長安城大明宮興建原因新探

傳統史料皆言唐太宗出於爲太上皇李淵修建避暑清宮之目的而修建大明宮。古人雖已對此有所質疑,但未深入挖掘太宗興建大明宮的真實動機。考察唐初政治鬥爭即可發現,以建築空間作爲平衡政治勢力、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爲建唐以來帝王的政治傳統。唐高祖即曾利用太極宮平衡諸子勢力,緩和諸子間的政治衝突,並以調整宮城佈局的方式對時爲秦王之李世民實行打壓。大明宮即是唐太宗即位後遵循這一傳統方式,作爲還擊手段,出於排擠打壓太上皇之目的而修建的。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與黨爭

鑑於乙巳京察黨爭教訓,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察前妥善處置淮撫李三才去留問題,但最後卻依然重蹈覆轍。由於明神宗再三推遲察期、延發察疏,給黨爭創造了充分的條件。辛亥察前,由宣黨籌謀,御史金明時參劾吏部侍郎王圖,引發雙方辨劾,還不具有黨爭性質。然而明神宗對其放任不理,未能及時遏止,遂使其成爲遺留問題帶進京察,造成辛亥京察成爲一次異於舊例的察典。吏部尚書孫丕揚對御史金明時的不當處置埋下察後黨爭的根源。被察失意的浙、楚、宣、昆諸黨,以金明時事件爲口實企圖反噬。在反噬察疏爭辯期間,東林黨人丁元薦一疏將爭辯正式引入黨爭境地,爆發了明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爲激烈的一次黨爭。隨著孫丕揚、王圖等先後離去,東林黨在辛亥京察中獲得的暫時性勝利化爲烏有,反東林勢力最終還是實現了察前欲去福清先去秦脈的目的,辛亥京察也成爲東林與非東林兩大勢力攻守易位的轉折點。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續資治通鑑長編》“望參”補

<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〇元符元年七月辛亥條(頁11901)云:御史臺言:"元豐官制朝參班序,有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已著爲令。元祐五年改朔參官兼赴六參,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請止依元豐儀令。"從之。此段文字涉及北宋後期對朝參制度的幾次調整,包括元豐時期的朝參改革,元祐垂簾時期的局部調整,以及元符年間向元豐舊制的回歸。其中,對"元祐五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矟之成藝——魏晉南北朝的騎矟戰鬥及軍事文化的形成

矟是中國中古時期騎乘裝備的刺殺性長兵器。漢以後馬上刺殺性兵器由通用的戟向專門化的矟轉變。本文梳理騎矟的戰鬥技巧、與騎射共存的狀況,討論中古時代對矟漆塗、綴幡、編纏等美飾方法及其實戰意義。矟的普遍流行不僅改變了漢代以來的騎兵戰鬥方式,更以獨特的使用技巧成爲軍事審美的組成部分,並且對魏晉以後軍事人員的選拔標準、軍隊的戰術結構、戰爭決策依據等軍事文化層面的要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上海展出的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展覽會

一百年前太平天國在金田起義,首次建立了中國人民有組織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他們在鬥爭的過程中,組織了强大的人民武裝,樹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權,實行各種革命政策,發動廣大農民對地主統治階級作英勇無比的鬥爭,前後堅持了十五年,勢力擴展到十七省,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中表現了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六朝時期三吴地域非門閥士族人士的政治出路——商人、門生、恩倖之關係

本文考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內的寒人階層的政治出路。認爲該地域內的寒人往往先通過經商積累財富,然後付高額的學費,成爲有勢力的士人的門生,之後依照朝廷慣例由士人推薦入仕。其中部分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因緣時會,成爲恩倖,執掌大權。南朝的恩倖大部分出自三吴地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的寒人們利用自身的財富,爲自己鋪就了一條政治出路。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漢晉紹封制度論考

紹封是指由絶封者的子孫或親族成員承襲原爵主爵位的一種繼承方式。東漢侯爵的紹封制度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紹封降等與紹封選擇。王朝實行紹封繼絶的動機不像其宣稱的"章德"、"顯功"那麽簡單,主要原因與朝廷希望獲得外戚、功臣等勢力集團的支持以增强統治基礎有關。紹封制度在兩漢魏晉時期的發展大致可以曹魏中期爲界分爲前後兩段,前半段朝廷對"無子國除"之制執行得較爲嚴格,尤以東漢爲最;後半期重嫡之制明顯鬆動,支庶襲爵獲得極大推行,紹封繼絶也就變得極其有限了。王朝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的襲封政策和中央與封君或説皇權與貴族士大夫集團的力量對比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東北圖書館工作概况

東北圖書館於一九四七年在哈爾滨創建,是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在解放戰爭的年月里,遵照黨的指示致力於圖書蒐集与保管工作,搶救散失在民間和淪落在敵人手中的民族文化遺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東北全境解放後遷移     

晚唐儒士林慎思補論——以《伸蒙子》爲中心

<正>林慎思,福州長樂人,唐懿宗咸通十年進士,官至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死于唐末戰亂,著作流傳後世者有《伸蒙子》、《續孟子》。林慎思是晚唐時期一位重要的儒學思想家,王雲五先生《晉唐政治思想》共論晉唐間十六位人物的政治思想,即辟專章從爲政、用賢、明人性、維持秩序等幾方面對林慎思的政治思想加以詳細介紹1。蕭公權先生則對林慎思思想有極高的評價。蕭先生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能列於目録者整個唐五代時期不過儒家韓愈、柳宗元、林慎思及道家元     

“述毛”與“難鄭”——王肅《詩經》學的語境還原及歷史建構

王肅《詩經》注,全書已佚而集中存留於《毛詩正義》中。《正義》的解經系統對王注的取捨有內在的體例。通過還原佚文的引用語境,可以發現"述毛"是孔疏引用王注的預設前提。王肅對毛傳的墨守遠過鄭玄,其對未明言的傳意的補足和推測遵循一定的義例。"鄭王之異"是"王述毛"與"鄭異毛"衍生的間接結果。但王肅《詩經》學在後世的影像卻是圍繞着"鄭王之爭"的先在焦點拼接而成的,"難鄭"成爲核心。"述毛"的殘片與"難鄭"的影像都滲透了經學史發展的印迹。     

杜牧的長安回望

自開成二年(837)始,杜牧長期處於在京爲官與照顧家庭的兩難中,對長安的態度十分糾結。但到了會昌年間,杜牧外出爲郡,詩文中卻頻頻回望長安,表達了明確的思鄉情緒。杜牧的長安回望,指向的是"舊第"和"舊廬"兩個處所,二者都與杜佑關係頗深,對杜牧來説都是承載着家族政治聲望的空間。這也使得杜牧的"思鄉"並不意味着消極的"掛冠",而是重返政治中心的"戀闕"。杜牧自稱"北闕南山是故鄉",這種視整個長安爲故鄉的認同,又與其科舉入仕的經歷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