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及其“疑古史學”新解——試從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

自二十世紀初年始,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經歷了一場巨變。繼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號召"史界革命"之後,顧頡剛在1920年代發起的"古史辨"運動,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看法,實踐了梁氏所言之"革命"。本文從分析顧頡剛編1《古史辨》和寫作自序開始,利用近年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和書信等一手材料,指出顧氏之發起有關中國古史真僞的討論,不但有諸種學理和思想上的淵源,也應注意他的家庭關係、幼年生活和求學經歷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本文則側重研究顧頡剛的口吃及其衍生出的心理、行爲特點,並希求對顧氏"疑古史學"的起源提出一個新的解釋。     

杜牧的長安回望

自開成二年(837)始,杜牧長期處於在京爲官與照顧家庭的兩難中,對長安的態度十分糾結。但到了會昌年間,杜牧外出爲郡,詩文中卻頻頻回望長安,表達了明確的思鄉情緒。杜牧的長安回望,指向的是"舊第"和"舊廬"兩個處所,二者都與杜佑關係頗深,對杜牧來説都是承載着家族政治聲望的空間。這也使得杜牧的"思鄉"並不意味着消極的"掛冠",而是重返政治中心的"戀闕"。杜牧自稱"北闕南山是故鄉",這種視整個長安爲故鄉的認同,又與其科舉入仕的經歷相關。     

論古代文藝學的主神重形傳統

本文針對學界關於古人"重神輕形"的傳統見解,提出古代文藝學的基本形神觀是"主神重形"。首先考察古代思想史上的形神論,認爲其中已貫穿着重神而不輕形的觀念,爲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的形神關係學說奠基。其次分析東晉顧愷之及其後畫論家的主神重形論,强調其在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論中的導夫先路作用。最後討論古代形神關係研究中的有關問題,提出一直都重形、形神不可分等觀點,並由此抉發出尚未被充分重視的古人"形神兼具"觀念下"真"的概念,藉以進一步說明"主神重形"纔是古代文藝學形神關係論的基調。     

且停酪酒度荒年:釋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馬

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馬一事,透露出北魏後期文化轉型中不被重視的一面。禁斷畜養牝馬是爲了節約糧食應對災荒,而河南地區之所以畜養大量牝馬,主要是爲了向洛陽的北族上層社會供應酪酒。酪酒是歐亞遊牧世界中廣受歡迎的高級飲品,也可視爲遊牧文化的符號之一。結合漢、唐、元時代的相關記載,本文對北魏洛陽周圍牝馬的數量以及畜養牝馬的穀物消耗進行了推斷,揭示出在農耕尤其是城市地區維持酪酒文化所需的高昂成本,在理解此次禁畜牝馬事件之餘,也對北朝文化轉型問題提出更多層次的思考。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隋代《古文孝經》發現者辨(下)

正再次梳理隋代學人,我們發現有一位王孝籍頗符合《孝經注疏》的記載。《隋書·王孝籍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發微

本文對北宋時南北朝七史首次校刻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展開考辨,包括諸史校成奏上時間、刊刻成書時間、各史目錄序的相關問題,主要利用晁説之、韓維等宋人文集中新見之線索,對前人觀點有所推進和訂正。並以此爲基礎,重新勾勒所謂"嘉祐七史"校刻始末,指出嘉祐末年,南朝四史校畢進上;治平時期,校、刻並舉;熙寧中,北朝三史相繼校畢進上;自熙寧中七史全部校畢迄政和中,純是刊刻階段。繼而對熙寧以後諸史刻印遲緩之緣由提出新説,認爲學者歷來將此歸因於書多脱誤,校讎艱難,未中肯綮,實因受北宋後期政局、時風的影響,王安石新學成爲當時學術的絶對主流,七史地位邊緣化,王氏新學經解大量占用了刊書所需的物資、人力,以致七史的刊刻遷延日久。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武仙與金末蒙初華北形勢

金末名將武仙,其行迹幾乎與金蒙戰爭相始終,並參與了金亡之前十年華北多數重要戰事,可以視之爲當時金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戰爭之成敗及形勢之走向有直接關係。本文擬以武仙爲切入點,藉以審視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諸方的戰略實施、軍事形勢。期間,各政權在華北的發展前景,曾出現難以預測的波動,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點内容。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許文雨《詩品》研究考述——兼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範式的現代轉型

許文雨所撰《詩品釋》是現代最重要的《詩品》注本,後經修訂擴充爲《文論講疏》,仍以鍾嶸的文學觀貫穿終始,足見他對此書用功至深。在研究《詩品》的過程中,他既注重文獻史料的積累與開掘,也兼顧學界成果的借鑑與批判;在後續勘訂時又精益求精,補苴隙漏,使其疏釋更臻完備。爲深入抉發《詩品》的内涵意藴,他借鑑源自史部的長編考異法,採摭歷代評論,參以考辨評析;還隨時比勘詩作,融入個人研讀心得。在同行學者或致力於稽考史料,或側重於訓詁字句之際,許文雨開始自覺探求鍾嶸的撰例義理,提出"分體置品"的假設,藉以梳理詩人源流與相應品第之間的關聯,並由此對晚近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範式進行了檢討和反思。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關於天鳳三年保災令“三公所保”一段文字的解釋

新莽天鳳三年(16)頒佈的保災令,對當時全國各政區災害情況與中央公卿俸祿的對應關係作了規定,是研究新莽政區的重要史料。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對令文"三公所保"一段文字做過一些校正,但其中仍有可以討論之處。本文結合幾件新出封泥,對這段文字中的"十二卿"作出新的解釋,認爲它們是"六鄉""六州"等十二個地名的誤寫;此外,中央五部之名也可以參考封泥文字,定爲"中部""中部左""中部右""中部前""中部後"。     

漢武帝“廣關”與河東地區侯國遷徙

西漢元鼎年間的"廣關"政策,是武帝爲拓展關西地域範圍而采取的重要舉措。爲配合"廣關"的實行,漢王朝對拓展地域內的行政構建進行一系列調整。本文通過對西漢河東地區侯國分佈狀況的考察,指出元鼎年間河東地區侯國分佈存在劇烈變動。此變動與"廣關"直接相關。"廣關"政策實行後,河東地區的侯國被集中遷出。而河東不封置侯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     

漢晉紹封制度論考

紹封是指由絶封者的子孫或親族成員承襲原爵主爵位的一種繼承方式。東漢侯爵的紹封制度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紹封降等與紹封選擇。王朝實行紹封繼絶的動機不像其宣稱的"章德"、"顯功"那麽簡單,主要原因與朝廷希望獲得外戚、功臣等勢力集團的支持以增强統治基礎有關。紹封制度在兩漢魏晉時期的發展大致可以曹魏中期爲界分爲前後兩段,前半段朝廷對"無子國除"之制執行得較爲嚴格,尤以東漢爲最;後半期重嫡之制明顯鬆動,支庶襲爵獲得極大推行,紹封繼絶也就變得極其有限了。王朝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的襲封政策和中央與封君或説皇權與貴族士大夫集團的力量對比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魏書》“穢史”問題新證

本文首先論述兩個問題:一,《魏書》有"穢史"之惡名,原以其"好抵陰私"之故,與敍事是否屬實並無關係。"穢史"與"曲筆"發生聯繫,是一個歷史層累的結果。二,《魏書》中出於政治目的,對北魏孝莊帝及其支持者進行了系統的醜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彭韋伊霍"此類措辭背後的政治意圖。重新審視全書,就會發現雖然劉知幾等人對魏收的指責有過苛之處,然而書中出於個人原因歪曲事實的情況確實存在,《北齊書》對魏收"意存實錄"的評價絕非公論。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 史華慈教授訪談録

我很遗憾這篇訪談錄史華慈先生未能看到他就去世了。都怪我不恰當的生病,耽擱了及時整理訪談記錄稿的時間。1999年對我是不幸的一年,四月份從哈佛回來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漸恢復。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見到的西方最單純的思想家、最富學養的中國學學者史華慈教授, 已經永遠不能向人類發表他的睿智卓見了。我和他的訪談對話,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的2點到4點,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時至12時。地點在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桌對着門,大衣挂在門後的     

墓有重開之日:從蕭遇墓誌看唐代士人的權厝與遷葬

蕭遇墓誌記載了他起初尋訪生母陸氏葬地未獲,誤掘他人墳塋,最終得異人指點完成遷葬的傳奇經歷。這則故事此前已被《通幽記》收録。既往文學史的研究者從西方現代小説的觀念出發,建構起了從六朝志怪到唐傳奇虚構性逐漸增强的線索,而唐人本身多將此類故事視爲可能發生的真實事件。比較墓誌與《通幽記》兩個文本,反映出唐人喪葬儀式中的買地信仰。唐人墓地地面上能標識墓地範圍和墓主身分的要素有墓田、封土、神道碑碣、石獸等,但除了封土和墓樹,其他都與官員品級有關。對蕭遇母親陸氏這樣的權厝者而言,除了木質墓表,並無明顯標識身分的物品,因此遷葬中舊塋難覓的現象並不罕見。蕭遇誤掘他人墳塋亦牽涉相關的法律問題。蕭晉、蕭遇父子皆多娶,與哪一任妻子合祔,涉及前妻與後妻及嫡子之間的複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