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研讨会综述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李文海、金冲及、胡绳武、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等著名学者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上百名专家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大会主题,就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潮、学术史、社会文化、教育、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专门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研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观点。提交会议的高质量论文甚多,限于篇幅,兹仅摘录部分学术观点。在文化思潮研究方面,与会者论及现代性建构、…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1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的百余位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到会的著名学者有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铎、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王晓秋等教授。大会共收到论文70余篇,所述内容涉及到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综观这些论文,议题广泛,内容丰富,发掘深入,既有对文化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等宏观层面的探讨,也有对近代文化史传统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同…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百余人,提交学术论文70篇。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一、近代文化与社会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国际环境都紧密相联。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考察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考察了清末以来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觉醒带动文化趋新…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34万字,52元本书收入日本史学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作者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     

中国近代租界里的洋人巡捕

<正>中国租界里的洋人巡捕,又称“西捕”,是指租界内由外国人所担任的行政执法人员,负有维护治安、负责消防、管理交通等职能,这些洋人巡捕依仗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行政执法中常常侵犯华人人权,造成了恶劣影响。     

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古代"选举"的本义是选贤任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指称对象不同。晚清以来,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选举"的古今词义虽迥然不同,但思想层面的联系却难以完全割裂。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通”与“贯”

正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做到"通"与"贯",做到"会通"与"贯穿"。所谓"通""会通",就是会合疏通、融会贯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颖达疏:"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     

“中国近代交通史”笔谈

正【编者按】近代以来,铁路、轮船、电信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乃至对外交流的开展,都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近年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及方法论的变革,在坚持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主权     

“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0余位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围绕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及诸多核心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座谈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研究组于1993年7月30日在近代史所召开了“如何开展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小型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近代史研究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张振鹃、刘存宽、丁守和、陈铁健、杨天石、     

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学科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和视野日益广泛和多元,研究方法日益自觉和完善,研究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特色近代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条件也逐渐具备。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中国近代“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在他的诗歌中能积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梁启超曾经把丘逢甲称为晚清"诗界革命巨子"。当代著名的清诗专家钱仲联对丘逢甲在"诗界革命"中的作用也高度肯定。本文主要探讨丘逢甲诗歌的主要特征和他对推动"诗界革命"发展的作用及其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

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在形式上均需源于民意,但是,政客们实际上以种种手段假造民意,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此种对民权的僭越后来日益制度化,甚至成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其支配下,强制氛围下的政治表演取代了自愿政治参与,社团被包围侵蚀,选举沦为包办的仪式性过程。政治运作多以派系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亦可能受到利益集团控制。这种"僭民政治"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

近代“茅台酒”品牌的演进与各时期的市场变迁及政商网络密切相关。北洋时期,茅台酒受到贵州军政高层的青睐,并参加物产博览会获奖,成为贵州名产。抗战爆发后,公教人员的大量内迁与后方贸易的封锁,改变了名酒消费的格局。茅台酒借助经营者的交际网跻身大后方市场,并形成特定名号的独立品牌。战后,茅台酒经营者通过其商业网,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立代销体系,茅台酒获得更大的销售市场,进而成长为全国名酒。茅台酒的历史揭示出战争、市场及政商网络对商业品牌的形塑,也为近代经济活动中特定市场客体的演化逻辑提供了某种解释。     

近代中国少有的“射德会”

民国时期的四川“射德会”,不仅延续了华夏传统体育文明,而且其筹创经过、赛事雅趣都极具巴蜀地方文化特色,其衰亡也是时代变迁的结果。     

论近代中国实业界之“中国梦”

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奴役和压迫之时,也是近代中国人开始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寻梦追梦之日。虽然这是很长的一个时段,但这却是近代中国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和各个行业的主要目标。在近代中国实业界的追梦之旅中,贯穿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创新发展经济,二是持续的爱国情怀。这种追求的目标和执着的精神,直至今日,依然是鼓舞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