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校誤

<正>《新唐書》之史表共四部,其中《世系表》兩部,分别為《宗室世系表》與《宰相世系表》~①,其修撰者係北宋史學家吕夏卿~②。兩《世系表》以表格的形式記載有唐一代皇室及宰相的家族譜系,乃《新唐書》之獨創,對後世正史世系表的編纂有發凡起例之功~③。然功勞既大,爭議遂多,自其問世,尤其清末唐五代墓誌大量出土以來,繼有學者為之校補、考訂,從專著到單篇論文成果斐然,不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再注八十四則

梅堯臣是北宋中期的著名詩人,與同時的朝廷要臣、州縣官員及詩文大家都有較多往來,應酬唱和詩篇不少。20世紀70年代末,朱東潤先生對梅詩作了系統編年校勘,並廣采夏敬觀先生成果,爲之補注,以《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時過二十餘年,筆者對夏氏、朱氏未能釐清的人事略有心得,遂逐頁排比對照,撰文名爲《再注八十四則》。卷頁與詩題均按朱先生原書開列,詩題後括注《全宋詩》第五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所收梅詩頁碼。狗尾續貂,敬待高明不棄教示。     

高麗義天的北宋之行與詩文集刊行——以李頲《樂道集》刊行經緯爲中心

<正>一序言韓國漢文學通過對中國文學的積極接受和融合持續發展。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主要是通過使臣往來和派遣留學生等和中國的直接交流而得以實現。因此,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在韓半島對中外交關係的影響下,在不同的時期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尤其在高麗時期,中原頻繁的王朝交替導致高麗與中國的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建構之歷程及其内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旅順博物館藏唐户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

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LM20-1453-13-04文書是一件有關聽養、析户、爲户規定的法典殘文。本文從資料的比對出發,以令文的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嘗試給出令文復原案,考訂此殘片内容爲唐《開元三年令》户令的三條殘令文,並從寫本學的角度發軔,對照已知敦煌唐令寫本,對其書寫格式和寫本性質作出探討。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

本文討論在南宋施行近一個世紀的太學考試制度——待補。首先釐清宋人使用"舉人"一詞的語境,再將待補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斷增加的時空環境,討論"混補"爲何無法施行,而必將被"待補"取代。其次,透過討論待補法制定前,朝臣對太學補試的歷次爭論,理解待補法制訂的邏輯。認爲待補法不但解決了混補制下應考士人過多的問題,並藉由與地方解試結合,一把機會開放給少數未能通過解試的舉子,同時試圖網羅各地人才。嘉定以後,南宋政府不斷對待補法進行改革,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從大學考試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沒有獨立於科舉之外的官學教育體系。     

《通典·開元禮纂類》衣服篇“令云”的來源與《開元禮》校勘

本文討論《通典·開元禮纂類·序例下》中關於章服所增“令云”注文的來源。認爲“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目、構成的總體敍述之外,對其色彩、樣式、裝飾、用料等細節内容的補充。並通過此二書與《唐六典》的比較,證明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均出自開元《衣服令》,禮、令二者結合纔是原來令文的全部和完整表述。文章還通過衣服制度在顯慶以後的改革及對《開元禮》正文的辨析,論證其中冠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並通過“令云”中各部内容和細節的對比,對前人在《開元禮》校勘中誤判誤收《通典》注文的問題作了糾正。     

當代人的近代史——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本文是對南宋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進行的綜合考述。首先,對撰者劉時舉的生平進行了考索與推測。並對這部史書書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顯中興等特點,通過具體比較,揭示其史料價值。從史學史的角度觀察,此書敍事往往首尾回應,體類紀事本末,對編年體史書敍事缺陷頗有補足,可見對編年體史書體裁的創造性拓展。而以史評入書的方式,則反映出南宋史學著作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臣光曰"以來傳統的普遍繼承。本文還考察了此書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庫全書》本所存在的嚴重缺陷與四庫館臣出於各種目的的改動,以期喚起使用者的注意。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中心以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為依托,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相關院、系、所及國内外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為基本隊伍,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全方位研究。成立以來,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積極開展同國内外學術界的合作與交流,先后與國内的國際漢學研究组織聯合舉辦了“國際二程學術研討會”、“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大型學術會議,獨立舉辦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琏真加

河西僧人楊琏真加是元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聲勢顯赫一時。過去我寫過《略論楊琏真加和楊暗普父子》(以下稱《略論》),對他的活動有所論述。近年元代佛教史的研究,有新的進展。學習中外學者的論著,有一些體會,願對上文作一些補充。     

《(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羌鐘》銘與楚竹書《繫年》所記戰國初年史實考論

《■羌鐘》銘文記載■羌隨其主君韓虔征秦、伐齊、會平陰、入齊長城、襲奪楚京的戰功,時間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學者對銘文文字訓釋不一,聚訟紛紜。近年出土楚簡《繫年》對《■羌鐘》銘文的正確解讀帶來了契機,也豐富了戰國初年的列國史料。本文訓讀銘文的目的在於考史,對《■羌鐘》及楚簡《繫年》的事件與時間的考證,對修正《史記·六國年表》有一定的幫助。在史文缺佚的戰國初年,《■羌鐘》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