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從“火耕水耨”到“以溝爲天”——漢唐間江南的稻作農業與水利工程考論

漢唐間江南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在東晉南朝是一個節點,其重要標誌是,江東地區"帶海傍湖"的"會土"(寧紹平原)出現了數十萬頃依賴農田水利保障的"膏腴上地",這是對東漢江東地區鏡湖、錢塘縣防海大塘工程的繼承、發展,是以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爲特徵的先進稻作方式對南方傳統的粗放原始的稻作方式的局部勝利。江東地區地方勢力在水利工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值得特别注意。東漢六朝江淮地區的稻作生產及農田水利,經歷了一個不同於江東地區的曲折發展過程,極强的軍事性、權宜性爲其特點。中唐是又一個重要節點,中唐以後,江南出現興修農田水利工程的高潮,全國水利工程興修重心移到江南,稻作相對於旱作的潛在優勢開始發揮、顯現出來。     

社會力量的合流與孫吴政權的建立約論

<正>一、前言對於中國史上立足於廣大南方地區的孫吴政權,圍繞其政權性質與政權結構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學界已積纍較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1)其中,唐長孺先生通過探究江南地區的宗部、山越論述孫吴的建國歷程。他曾經指出,"孫吴創業時,由於奪取了原來由若干大族控制的勞動力而取得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優勢,才能建立起長江南部的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

毛澤東同志在講到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問題時,作了如下的科學論斷: “中國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雖然是一個地廣人衆,歷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可是,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避(?)綏的狀態中。這個封建制度,自週秦以來一直廷續了三千年左右。”(“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九三頁——五九四頁》毛澤東同志接着就把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並指:“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     

問題討論

秦始皇赢政把春秋战国时代封邦分立局面,统一起来,使廣大人民脫離了戰爭的苦難,減輕了由列國紛戰所引起的繁重負担。而且隨着社會經济的發展,把佃耕制度鞏固下來,使農民得以發揮生産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量,發展了農業生産力。更確立郡縣制度,以適應於商人地主階級的統治權袊饨ㄉ鐣拇颂と肓艘粋€新的階段。我們看自春秋戰國以來,山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灌漑事業已成當時農業生産的重要動力綎|諸國,各造隄防,爭奪水利。壅水放水,已成為農業生長的威脅。如‘東週想種稻,西周不放水’。黄河不泛濫齊地,趙魏必發生水災蚨M聵I能够統一管理,要求有一個突破現狀適應農業生產的統一國家瑫r封建統治階級爲了爭奪剥削地盤,發生無數次的戰爭,勞動人民,不僅肩負着繁重的貢赋徭役、戰爭損耗,以及各國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而且生命也無保障;特別是小國的人民,難以生活下去。因而無不迫切要求和平統一,企圖得到休養喘息,企圖得到活命。所謂一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就是顯明的例證。再看從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當時也成爲一股白漸壯大的社會經濟力量,各國手工業生產品的交換,雖已衝破了國境的限制,但仍未能攞脫各封建領主的約束。新興的商人地主,為着經商便利,要求打破封邦分立的小國界限,建立統一國家與制度,以便於商品交換。而且隨着都市經濟的發展,商人地主佔有土地日益增多     

荊江分洪工程中的保護文物古蹟工作

荊江分洪工程中,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了文物的調查搶救工作,雖然在工程地區未發現大量的文物古蹟,但通過這次宣傳保護文物政策,向羣衆具體地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引起羣衆對祖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視,就所起的作用看,仍是有很好成績的。在工作大綱中,對文物工作幹部明確指出了‘應建立保護第一的正確觀念,消除來找發掘研究機會的糊塗想法’;在進行工作前,又有完備的組織和較周密的計劃。凡此均可作為全國各地區今後進行修建工程時搶救文物的參攷。茲選刊資料三篇於後,本文字句上經編者略作修改。     

“大革命”前後的孟森

孟森的政治身分,以往爲人知者約有二,一是清末江蘇諮議局議員,二是民初國會議員。他在1922年曹錕賄選發生後,南下提倡省憲之説,發起自治團體,領導江蘇地方自治運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他以國民黨員身分被委爲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又出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在國會與國民黨惡戰的進步黨骨幹,當"大革命"之際實現政治身分轉换,直接進入國民黨政治系統,這一跨度不可謂不大,重審這一段短暫而少爲人悉的政治經歷,給我們理解孟森及其走過的大時代帶來新的契機。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修己與治人之間——漢代翕然考

本文探討儒家經典中的"修己治人"論在漢代何以能夠實現。當位居政治上層的人物致力於"修己",顯示出了只要是人就應該具備的姿態時,受到感化的民衆於是對此模仿,力求奮發向上。本文針對被感化一方的主體性契機,對上述現象產生的邏輯進行了考察。切入點置於反映民衆主體性的"翕然"一詞之上,指出民衆具有的立志從善之心在政治上層人物的"修己"行爲下得到覺醒,民衆試圖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來形容這一連串心理動態的詞彙。漢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層人物的"修己"下覺醒的民衆從主體上開始向善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     

鄭州市殷商遺址地層關係介紹

鄭州市的殷商時代遺址是在一九五一年發現的。經過中央及省、市有關部門多次的調查,確定了它在考古研究上有重大價值。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學合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來鄭州二里崗一帶作發掘實習,除了確定二里崗遺址是屬於殷商時期之外,並且發現在殷商遺址下層,還堆積着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文化层。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

本文對歸義軍史上的符瑞進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這樣一個深受佛教影響的蕃漢雜糅的社會,在利用符瑞塑造權力正統、强化内部政治結構、凝聚族羣認同的過程中,原屬漢文化政治話語系統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與符瑞觀念如何融合,符瑞的製造策略、儀節和傳播如何操作,主帥、官僚、文士、教團、民衆如何達成共謀與合作,文武、僧俗、胡漢集團如何結成穩定的統治機制,試圖拓展地方政權政治格局與權力運作機制的研究,增進對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六朝時期三吴地域非門閥士族人士的政治出路——商人、門生、恩倖之關係

本文考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內的寒人階層的政治出路。認爲該地域內的寒人往往先通過經商積累財富,然後付高額的學費,成爲有勢力的士人的門生,之後依照朝廷慣例由士人推薦入仕。其中部分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因緣時會,成爲恩倖,執掌大權。南朝的恩倖大部分出自三吴地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的寒人們利用自身的財富,爲自己鋪就了一條政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