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华安仙字潭岩画之谜

仙字潭位于漳州市以北34公里的华安县沙建镇许田村,九龙江支流汰溪的下游,这里山峦起伏,清溪急流。汰溪自北南流,至蚶盘山被峭壁阻挡,折而向东流,骤成河湾,水深成潭,面积10余亩,潭南低丘连绵,草木丛生,潭北峭壁屏立。就在这屏立的峭壁上,距离水面2米以上有大约200平方米的岩画,凿刻着许多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的刻纹,由于年代久远,风吹日晒,苔生岩剥,纹道漫漶,不易辨认,民间传为神仙的笔迹,故有称“仙字”、“仙书”、“仙篆”,地名遂称为“仙字潭”了。     

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考察记

仙字潭摩崖石刻位于福建省华安县沙建乡汰溪中游的蚶盘山.汰溪为九龙江中段的支流,由西往东入江.摩崖石刻所在地的蚶盘山,海拔约200米,坐北朝南,面对汰溪.其下,是一处迂迴转弯的大深潭,固潭上石壁刻有“仙字”.明清以来即称为“仙字潭”,当地人俗称为“鬼仔坑”.图象符号刻于蚶盘山南面近潭边的东西长约21米左右的火山岩石质的石壁上,或集中,或分散,或单独存在.从东往西共约十处.仙字潭石刻自191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亲临考察以来,先后有1957年福建省文管会林钊、曾凡同志的调查及报告,1987年盖山林、林焘等     

仙字潭岩刻研究的汇集——《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评介

如果说把福建华安仙字潭岩刻视为古代岩画的范畴,那么它无疑是我国现代学者最早触及到的中国岩画资料.不过,目前人们对它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文集,全面反映了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和争论的现状.这本论文集由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共约20余万字.收有26位作者的30篇文章,附录有仙字潭岩刻的新旧两套拓本和有关图照,可供进一步研究者参考.     

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

1915年8月26日,岭南大学黄仲琴先生调查华安汰内石刻,共发现三处,1935年黄先生写成"汰溪古文"一篇发表于岭南学报四卷二期。关于当时的调查经过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其初,言者不能实指其地,旋觅得一知者为导,是夜寄宿汰溪以南之文浦山。(村名,蔡姓聚族而居,始自元季)越日黎明,偕导者乘村人常乘狭且长之梭船,船夫四人,二掌竿,二在前后推挽之,自文浦山下驶,     

仙字潭古石刻探微

华安仙字潭古石刻的记载,始于唐张读的《宣室志》。宣室本是汉代未央宫前殿的正室．为汉帝发布政令的地方(见《三辅黄图》),只因汉文帝偶有一次和贾谊闲聊鬼神,张读的书就名为《宣室志》了,声明他记载的只是神怪之谈,并非严谨的史地著作。到一千多年后．民国4年(1915),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进行了实地勘察,才写出《汰溪古文》来。嗣后国内学者林钊、曾凡、弘礼(朱维干)、石钟健、刘蕙孙、林蔚文等纷纷著文论列,其中刘蕙孙素研古文字,主张用金石字、甲骨文来解释这石刻,成为“文字说”的中坚。1988年,著名岩画学家盖山林来华安实地勘察,写出《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认定该石刻是石刻岩画。     

陈元光在华安军事活动的遗迹

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定“蛮獠啸乱”时,在华安留下许多遗迹,迄今已发现“一山、一堡、三寨”。     

陆贾遗迹考

陆贾,楚国人,生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约卒于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在汉高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末时期,南海尉赵佗趁秦、汉群雄相争之际,武力统一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陆贾奉高祖之命出使南越,并成功规劝赵佗放弃帝号,向西汉称臣并奉守汉约。事成之后高祖十分喜悦,拜陆贾为中大夫。孝惠帝时,吕后专权,西汉与南越国关系又跌入低谷。吕后死后,陆贾再度出使南越,重新恢复了西汉与南越国的友好关系,再次维护了国家统一。     

水东宋氏遗迹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公元620-1630年)长期先后统治以蛮州(今开阳)和贵州(今贵阳)为中心的水东地区(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并一度包括龙里、贵定及惠水县地),明代又称为宣慰宋氏或洪边宋氏。水东宋氏在统治水东地区的千余年间,对早期贵州经济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拟就已发现的水东宋氏遗迹,并结合有关史籍作简要考述。     

海源阁刻书考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庋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椠,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文化遗迹辑考

一、关于古徐国 夏禹王时,伯夷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若木受封于徐。《尚书.禹贡》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偃王志》说：＂若木事夏后氏,是始封于徐,是始主淮夷。＂《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     

河西走廊中部汉长城遗迹考

河西走廊中部汉长城遗迹考李并成史载,贯穿河西走廊的汉长城始筑于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条长城今天留存状况如何？在河西西部的敦煌等市、县境内遗迹较清晰,学界所作研究亦较多。而在河西其他地区却大段损毁,其历史面貌若明若暗...     

明清皇木采办遗迹考

本文通过对四川屏山县、通江县、汉源县,云南盐津县、永善县的明清历史遗迹的实地考察,首次发现了许多皇木采办的遗迹,补充了以前仅有文献记载的皇木采办的史实,纠正了以往一些摩崖题刻识读上的错误,印证了皇木采办的过程,揭示了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马头寨文物遗迹考

为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贵州申报小组的一员,我兴冲冲走进了开阳县马头寨。开阳有四个“马头寨”,这与历史上用“马头”作行政单位统治“仲苗”有关。何谓“仲苗”?有人认为,“仲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其实不对。“仲苗”古代又称“仲家”,是对今布依族先民的称呼。为什么要将布依称之为“仲苗”?原因出在古人将居住在今贵州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统统称为“苗”。为便于区分,复将其分为“仲苗”、“洞苗”、“水家苗”、“仡佬苗”等等。对于真正的苗族,又分别按其住地或服饰分为“水边苗”,“高坡苗”,“鸦雀苗”、“大花苗”、“小花苗”等等。这都是他称,苗族多不爱听。解放后,进行民族识别,给少数民族正名,将不属于苗族的侗族、水族、仡佬族、布依族等从“苗”中分出来,将“苗”单独作为苗族的专称。而对苗族内部的不同支系,或者用住地加以区别,或者用方言加以区分,不再沿用不受苗族同胞喜欢的称谓了。若将历史再往上推,居住在今贵州甚至整个中国南方的各族人民,笼笼统统地被称为“蛮”。不过,“蛮”与“苗”倒是有点音近,故苗族又被统称为“苗蛮”。由于苗族支系太多,古人在给苗族作画时,取名《百苗图》。“百苗”当中的“仲苗”及“仲家”,就是今天的布依...     

石鼓文刻年新考

石鼓文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石鼓文在我国文学史、书学史、金石学史、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被书界奉为“石刻之祖”．“书法瑰宝”。正如康有为所说：“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所宗”。为习篆者圭臬。自从唐代在陕     

金代刻书地点考

金代的印刷业比较发达,刻书范围比较广,明确其刻书地点,有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金代雕版印刷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关于金代的刻书地点已有研究成果认为有9路中的34处,本文新考证出金代刻书地点10处,将金代的刻书范围研究从9路扩大到11路,并注意加强对乡、村级刻书地的考察。     

刻书家汪淇生平考

在遗存各种古典文献中,题有"汪淇"辑评校刻的作品主要有<士商要览>、<西游证道书>、<吕祖全传>、<证道碎事>、<济阴纲目>、<保生碎事>、<万病回春>、<王百谷先生谋野集>、<尺牍新语>、<尺牍新语二编>和<尺牍新语广编>等.此外,据有关资料记载,汪淇也曾校刻出版金声、陈子龙、夏允彝和陈洪绶等人的作品.     

李公麟在舒城之遗迹考

的北宋中叶,出现一位名垂史册,光焰璀璨的大画家,论者称他是“吴道子后一人而已”,此人就是李公麟。李公麟(1049——1106年),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官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朝奉郎等职,元符三年因病辞官,养老建居于舒城之龙眠山北坡,崇宁五年卒。李公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画家之一,以现实主义精神     

大足石刻宝库中的闽人遗迹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整个摩崖造像群(含少量圆雕、塔雕、壁雕)的总称。肇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前、后蜀),盛于两宋,余绪延及明、清,前后绵联1200多年。多为佛教造像．亦有道教及儒释道三教造像,总数达5万余躯。它“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品,也是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     

四川凉山早期佛教遗迹考

地处康藏高原东缘的四川凉山彝族居住区何时有佛教文化的传?传播途径如何?这是从未有人正式探讨过的问题.本文作者从西昌市文博部门所藏的大量考古实物中发现4例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并据以提出至少在东汉晚期,佛教文化已传入凉山地区,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神仙思想相结合.文章还认为,凉山地区的佛教文化可能经“西南丝路”传入.     

高昌火祆教遗迹考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天山南麓,汉代称“车师前王国”,十六国至唐代称“高昌”。唐开成五年(840年),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从蒙古草原西迁中亚,其中一支在高昌建立回鹘王国。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前,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主要路线,而吐鲁番地处古代东西交通孔道。不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许多来自西亚、中亚的外国侨民在当地定居。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在此交织荟萃,除印度佛教外,还流行西亚火祆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什么宗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