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诸子平均析产问题

我国古代的诸子平均析产问题邢铁梁启超在谈到我国古代家产继承方式的演变时说：周代“贵族所有土田，盖皆归袭爵之子”，即由长子一人继承，而一般“庶人之家，则其制未闻”；商鞅变法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则父在而子分居，财产独立”已成习俗，汉代以降一直通行“兄...     

宋代遗嘱征税的性质——兼论析产与继承的区别

宋代的遗嘱征税对象,只是针对“户绝”时的遗嘱和传承与儿孙等承分人以外的部分财产,征税时间是在“合改立户”也即过户之时,属于契税而非遗产税。这种在家产传承中只对非承分人所承继部分征收契税的做法,与古代社会“同居共财”制度的特性有关,也说明古人已经将家产传承区分为析产与继承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尝试性分业与阶段性继业——《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所见典当资本继承方式研究

<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反映的对典当资本的析分当为一次尝试性的分业.出现了尝试性分业和整体上表现为阶段性继业是程虚宇家族在典当资本继承方式上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导致采取这种资本继承方式,既有普遍性的因素,也有程家自身的原因.程虚宇在分业中严格遵守诸子均分精神,这由析分中坚持的三个主要原则表现出来.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

财政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贯受到重视 ,先秦诸子关于富国强兵、节用、薄赋敛等议论就是针对财政问题而发的。自《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 ,有关古代财政活动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 ,从而构成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并为 2 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 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加以评述。第一阶段是 2 0年代至 40年代末即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 2 0世纪 2 0年代起 ,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 ,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 ,即不…     

日本住友家业的源头与家业继承——日本人的“家”与“家业”理念的历史考察

日本住友家业源于婿养子从生父家带到妻家,此后十七代都以男性单子传承为主轴,其间有过养子、婿养子继承。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住友家的这一继承模式是日本家业传承的典型模式,与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以及家产、秘方、绝技"传儿不传女"、"传媳不传婿"的社会风俗,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系统梳理住友家业历代的传承情况,旨在从中探寻日本人的家业理念,以此为研究中日文化的同人提供一个反观中日家族企业文化差异的新视角。同时,对中国家业走出"富不过三代",改变传统的继承观念与习俗也许有新的启迪。     

康熙四年内务府佐领下阿奈借讼告其兄满都礼霸占家产为其母伸冤案并奉批题本

清代家产继承制度是清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囿于对满文档案的译读,长期以来学界对清代民人的家产继承思想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而对旗人特别是清代包衣旗人的家产继承制度鲜有专论.笔者于《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了三件满文题本档案,记录了康熙四年总管内务府审理佐领下人家产诉讼的全部过程,目前已译两件.[1]在此笔者将第三件译为汉文,以期为学界进一步探究清代早期旗人的家产继承思想提供便利.     

唐代分家析产的预分方式探析

预分是中国古代父母晚年或临终前进行的一种分家析产方式,这种方式在唐代以前既已出现,但真正的完善是在唐代,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析产遗嘱文书,父母为子女立下析产遗嘱文书,首先是为了完成父家庭一代的家族使命,其次主要还在于防范子女为利益之争讼而丧失手足之情义,有辱家族声誉。     

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反映的秦汉时期后子制和家系继承

秦国后子制的形成基于直系嫡子继承制。后子除继承父亲的军功爵位之外,还继承家系的核心——户主位置。西汉初期的后子制,亦以直系嫡子继承制为中心;置后的具体次序为:按子男(以嫡长子、嫡长子以外的嫡子、后妻之子、庶子为顺序)、女儿、父、母、男同产、女同产、妻、祖父、祖母依次排列,前者不存则后者补上。后子享有比其他家庭成员更高的爵位继承特权,并继承户主的地位和权利,在诸子均分土地继承制中还有选择良田的优先权。汉朝政府通过后子制度建立起一整套支配其编户民的体制,解决民间社会的继承纷争,尽量避免绝户现象产生,并实现其对编户民源源不断地征收税役之目的。     

论"家产析分契约"的性质和作用——兼评英国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

盛行于英国近代早期的家产析分契约(strict settlement)是地产主因对普通法继承规则不满而自行设计的一种家产分配方案。通过对其背景和实践的综合考察可发现,与之前的家产分配方案一样,家产析分契约明显也具有矛盾的性质,它反映了地产主既想保全家产,又要为弱势家庭成员考虑的矛盾心态。然而,过渡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又赋予了它新的特性,地产主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利用新兴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经济手段努力调整其家产分配方式,有效地调和了长久以来存在的各种矛盾。     

邢铁《唐宋经济拾遗》读后

正商鞅变法中强制推行的个体小家庭生产生活模式影响至今,家庭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邢铁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唐宋家庭经济问题的研究,《唐宋经济拾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是其相关研究的总结。全书分正篇和续篇,通过对家产继承和家学传承两个专题的考察,捡拾被遗忘在宏观叙事之下的人性问题,将历史学的研究回归到人本身。书中对唐宋时期家庭继承问题的探讨,为我们     

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

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实质上是早期父系家长继承制下“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日名制在母系为区别婚姻关系,在父系则为分宗,母系与父系同用一套日名符号,带有后世所称“姓氏合一”的特征。商王室以内婚制与外婚制并行,内婚诸妻及其诸子不分嫡庶,而在内婚群与外婚群之间已产生出嫡庶制的萌芽。商代王位以直系家庭的形态传承,在常规状况下严格控制在内婚范围之内;其传承机制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而辅之以推举制,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的补充与变制。     

中国古代陶瓷窑炉分类浅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陶瓷窑炉分类进行了梳理,将分类方式归纳为如下几种:按火焰在窑室内的流动方向划分、按窑炉的外形划分、按火膛和窑室的相对位置划分、按窑炉的平面形状划分及依照构筑方式和具体用途的不同来划分。文章较详尽阐述了这些分类方法,并对其中部分方法提出了补充和修改。     

英国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家产分配方案

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英国,家产继承主要依据普通法继承规则.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下,这一规则主要是维护封建主阶层的整体利益,而较少顾及亲情.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封建主在分配家产时常常综合考虑,以限嗣继承(Entail)、托管(Uses)、家产析分契约(Strict Settlement)等变通手段对普通法继承规则加以修正.这些变通手段反映了封建主在情感与理智之间摇摆不定的心态,地产继承制度也在这种摇摆中曲折发展.一部继承法变迁史表明,制度的变迁常常是人们心理冲突的外化形式.     

荀子与儒墨道法名诸家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总结者 ,以继承和弘扬孔门儒学为主旨 ,对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诸子百家的理论学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批评和指摘 ,并有所借鉴、吸收和承袭 ,从而充实丰富了儒家学说的理论深度、思想内容及表现方式。诚然 ,他对诸子学说的批评也不免显出思想上的某些局限 ,或失于武断 ,或过于偏激 ,固不失其儒家传人的本色。此思想内容呈现给后世的 ,则是先秦时代思想界诸子百家并鸣的总体印象和历史写照。本文意在继此前已发表的就荀子对兵家、纵横家的批评和总结所做的考察之后 ,再进一步梳理一下荀子对其他诸家学说及儒家各派的批评和吸收的脉络与线索 ,以期加深对荀子思想的更为全面的认识。     

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

在清代 ,有关继承的纠纷主要发生在家产继承方面 ,通常表现为围绕无子孙家庭的立嗣和分家析产两个问题所产生的矛盾 ,妇女的继承问题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纠纷在当时地方官员的判牍中大量出现 ,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迁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在制定法主要为刑法的情况下 ,地方官员在民事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参考民间习惯 ,并在推理过程中应用情理原则 ,具有积极意义。而制定法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 ,它的一些内容也相应做出了调整 ,这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推动力。     

读晁福林教授《春秋战国史丛考》

<正>近代以来,面对西学大潮,传统史学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批史家在史学转型的道路上筚路蓝缕,既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又继承旧学之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学者继续前人的学术道路奋力前行,晁福林教授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近年来不断有论著问世,尤其新作《春秋战国史丛考》(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收集了作者关于春秋战国史的部分论文。该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第二部分是关于诸子以及     

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

南怀仁的《穷理学》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集成之作 ,但毁失严重。本文通过对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 ,以及现存的《进呈〈穷理学〉书奏》和 1 4卷《穷理学》残本的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穷理学》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及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并按照 5卷为一端的形式共形成 60卷。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剔除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神论 ,并融合中国传统格致知识 ,以演绎推理构成全书内容。该书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古代斯巴达的土地占有稳定性研究

古代斯巴达的土地占有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比较平均和公正的格局。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斯巴达土地制度中包括了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稳定性因素包括限制土地买卖和馈赠,控制家庭规模和继承人数量的婚姻生育制度等,不稳定性因素主要有土地一经授出不再收回、土地的可继承性和继承时的析产继承等。在早期,稳定性因素较好地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但是,稳定性因素本身存在诸多的缺陷,并不能保证土地占有的长期稳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自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土地开始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设计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布局方式和人文思想等方面。建筑设计必须在继承中创新,有选择性地保留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创造性地将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追求自然和谐的效果,以推进古建筑以及文物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