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

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南宋全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商业空前繁荣。南宋定都临安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跟随高宗赵构南迁的“从者如市”。“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杭州人口增加很快。据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杭州人口(包括属县)主户十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户,客户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三户,总共二十万二千多户。至南宋初年,杭州人口仍停留在二十万五千余户。然而,从临安建为行在所之后,人口的数字飞速上升。兹据《梦粱录》卷十八“户口”条所载资料,列表如下:     

南宋临安人口

南宋临安人口〔美〕赵冈南宋都市人口数字,学者间的争论很多,尤其是关于南宋首都临安的人口,最低的估计与最高的估计竟然相差八百多万。从现有资料来看,南来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折点,我们必须对南宋全盛期的城市人口仔细推估。而临安人口数对推估南宋城市...     

略论方志记载的户口数

旧志所记载的户口数需认真考核。由于人口统计与赋税制度、地方官政绩密切相关,因而常有户口隐匿或夸大等现象,加之少数民族与妇女人口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古今地域差异导致人口的不统一性及历次传抄中的笔误,方志记载的户口数已失去了原始性。由于方志具有广泛的地域性、连续性．所载户口数字涉及范围广、覆盖年份多,分类更为详细,可以补正史之缺,因而对志书中的户口数既要认真核实,也要发挥它的长处,提供人口发展的大致方向和规律。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从整体上把握清末人口调查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知识、理论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人口统计在中国的兴起。湖南保卫总局的创立可视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发端,近代人口调查的初兴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除了民政部(巡警部)主持下的北京户籍调查、全国户口实数调查和宣统年间户口普查外,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全国性人口调查、大量的地方性个例调查和一些特别调查。清末近代人口调查既含有传统因素,同时还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一些制约。文中还讨论了清末人口调查结果的构成,重点探讨了宣统年间户口普查结果可能少估、多估的情形和不能确定多估少估的情形。     

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

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录制度。从其"抄劄姓名,审核给历,直计口食"的过程而言,实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赈灾户口调查登记制度。抄劄制度调查登记对象不仅包括遭遇大灾、特大灾害如水灾、疾疫、地震后失去基本生活资料,不分有无产业,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水灾、疾疫、地震、旱蝗等灾情延续过程中,生活、生存受到影响,需要赈济、赈贷、赈粜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由此可知,宋代在丁簿、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等户口统计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登记全部人口的赈灾户口统计系统。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户口统计资料真实性探讨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记载的户口统计资料,反映了西汉后期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从西汉后期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集簿》中的户口资料,从户口增长率(9.97‰)、获流人数(户11 662、口42 752)、人口性别比(102.6)、老年少儿人口比重(6岁以下、80岁以上、90岁以上人口分别占东海郡总人口的比例为18.79%、2.424%、0.835%)到高年受王杖人数(2823人)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真实可信的。《汉书·地理志》中的户口资料也是可信的。     

唐朝的人口和耕地

自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     

西汉后期人口增长率再考察

<正>关于西汉的人口增长问题,以葛剑雄和袁祖亮的研究最为深入。两位先生大体以《史记》《汉书》功臣王子侯表所记侯国始封和国除时户口的前后变化、列传所记部分郡国户口数目以及《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末相关户口数目为主要资料及计算依据,将西汉人口发展分为汉初至武帝前期、武帝用兵期间及武帝之后三个阶段（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第19～23页;《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第51～55页。葛剑雄：《西汉人口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37～142页;《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第71～74页;《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研究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

近年来,清代陕西人口史研究取得进展,已有若干论著面世①,但关于这些原始人口数字本身的正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另一方面,在明清中国人口史专著中,研究者着眼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故对于清代的陕西人口亦只是偶有论及。②本文以陕西旧方志中的人口资料及其他相关记载为主要依据,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结合清代前中期人丁户口登记的演变,对陕西各地方志中户口数字的真伪误漏作一具体评析。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切期以利用该类资料进行人口研究的基本前提。一、顺治至康熙五十年众所周知,赋役的征收量与田地人丁数量密切有关。田有盈…     

南宋的金银铤牌

南宋一代,偏安江南一隅,约统治15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深刻反映了当时全国分裂割据状态下特有的社会状况.由于元朝在灭南宋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极度民族毁灭性的方式,尤其是对南宋的国都临安(杭州),几乎荡毁一空.故我们现能看到代表南宋时期的文物和遗迹等甚为少见.在此介绍的南宋金银铤牌,它是反映南宋工商业和货币经济的珍贵实物.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来在全国一些省份陆续出土的南宋金铤、金牌和银铤约300多件,作为当时南宋国都的杭州城,金铤和金牌出土尤其众多.从出土的金银铤牌看,其形制、规格、大小、成色、款识等都较为规范,显示了南宋打造的铤牌功能,与其前代所打造的形制不规范铤牌已有区别,南宋的金银铤牌已充当了货币的部分职能.根据宋史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南宋虽受到金兵的军事威迫,国力贫弱,但金银铤牌的打造,却兴盛一时.在最早记载南宋金银铺的《都城纪胜》一书中说,当时京城临安(杭     

宋代福建人口研究

宋代福建人口研究吴松弟宋代是福建历史上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人口数量由少到多,人口分布由不均衡到均衡的时候。北宋后期福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耕地缺少的现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无地人口或从事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或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了福建商品...     

1947年内政部筹办全国户口普查的一组史料(上)

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计处奉令筹备全国户口普查。该处于次年始派员赴川、滇、黔三省考察,1939年至1944年间先后在四川等省进行试查及选县户口普查,以为全国户口普查之准备。1945年3月,户口普查业务由内政部接管,并规划全国户口普查一切事宜。1947年5月,内政部户政司改组为人口局,继续筹办全国户口普查,并拟订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为了解当时筹办全国户口普查情形,特由馆藏内政部全宗档案中,选编有关此次户口普查史料一组,以供参考。     

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

米红、李树茁、胡平、王琼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发表了题为《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的论文（以下简称“米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以２０世纪初期中国人口为对象进行研究之作。该文中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指的是宣统年间及民国元年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     

宋代户籍制度和人口数问题研究综述

宋代户口统计数字,据史册所载:大多平均每户只有两口左右,这一现象为宋代所特有。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十一,于记述宋元户口之后有一段按语:“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产。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鉴者详之。”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探索,在研究宋代人口问题的著作中作了一些论述,并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本文就有关探讨宋代户籍制度和人口问题的观点作一综述。一、关于宋代户籍制度的问题。学术界关于宋代户籍制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漏口说”、“析…     

荷兰殖民占领时期台湾原住民人口辨析

历史文献中对台湾原住民人口比较系统的记录始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但是 ,学界对这一时期原住民人口的规模及其消长却缺乏研究 ,以致某些人为制造“台湾民族”而肆意夸大原住民人口的历史基数。根据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相关文献和“番社”户口调查资料 ,台湾原住民纳入统计的人口约 5万至 7万人。荷兰退出台湾时 ,全岛原住民人口估计为 11 83万— 15 8万人。由于疾疫的流行、荷兰殖民者的屠杀、部族之间的争斗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原住民人口的锐减。那种认为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时原住民人口基数为 50万的说法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

明初洪武三年在全国设置户帖户籍制度。洪武十四年下诏全国各地编造黄册,令各地户口随同土地一併登籍。它是明代管理户口和征调赋役的重要依据。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户帖、清册供单、黄册残底稿等文物,为我们研究明代的黄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一,户帖与黄册元末“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初为严格地控制全国的人口和耕地,确保赋役的来源,洪武元年(1368年),在一些地区实     

“广东粤雅堂本《舆地纪胜》的刊刻与价值

《舆地纪胜》,宋代王象之所编纂,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问。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方志、图经编纂而成,舍弃了以往地志的户口、物产、贡赋等门,而专注于人文内容。从文献价值方面看,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新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标志。《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规定了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户口迁移的事先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注1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法规,标志着当代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